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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公子-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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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张汶祥刺马”,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处处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子。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强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与淮军来代替他与湘军。金陵一下,立即着手裁撤湘军。同时对曾国荃的前程,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绝不鼓励他往上爬。

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真是飞黄腾达了。但他所苦者,“班底”中缺乏全面的人才,部下只有一个刘秉坤是翰林,在资格上可望成为督抚。此外就是一个丁日昌,才具有余,资格又不足。因此,李鸿章必须在平辈中去找助手,条件有三:第一,至少两榜出身;第二,具方面之才;第三,能听他的话。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的翰林,他这一科得人甚盛。而清朝的士大夫又最重师门与年谊,是故李鸿章要找助手,当然是从他的同年中去物色。

照我的看法,李鸿章最初心目中有三个人,丁宝桢、沈葆桢、郭嵩焘。但丁、沈都是有个性而不甘居人之下的,李鸿章只可用手段结为奥援,却不能指挥如意。郭嵩焘先为李鸿章所罗致,后来由于亲戚关系,转入左宗棠的系统,去当广东巡抚。左郭搞得凶终隙末,交谊不终,那是后话,在当时,显然亦不能为李鸿章所用了。

最后,李鸿章看中了马新贻。马新贻字山,丁未进士,一直在安徽做官。他是回教,先世在明朝初年以军功拨在山东卫所,落籍山东曹州府菏泽县,已四百余年之久,除了宗教以外,一切的一切都与西北的马家不同。以后张汶祥诬以与第一章“刺马”一出(1 )

由浙江巡抚升闽浙总督,改调两江,马新贻一贯以裁抑骄兵悍将为首要任务。而所谓骄兵悍将,大部分是曾氏兄弟一系的湘军。为薛荫榜棍责殒命的勇丁徐有得,属于太湖水师营,而为曾国藩所一手设立。《清史稿李朝斌传》:曾国藩奏设太湖水师,以朝斌将,令赴湖南造船募勇。二年,成军东下,会诸军克江浦浦口,连破草鞋燕子矶敌屯,战九洲,功最,赐黄马褂。朝斌一师,原为规复江浙而设,九洲既克,会黄翼升淮扬水师,同援上海。由长江直下,与总兵程学启会师夹浦,督水师百艘,攻沿湖敌垒,下之进破澹台湖敌垒,直逼苏州,破盘门外敌垒。时李秀成率众七八万夺宝带桥,朝斌会师合击,血战挫之,敌始退。破援敌于叶泽湖,截窜敌于觅渡桥,会克五龙桥敌垒,分攻葑门阊门,昼夜轰击,李秀成先逸,余党以城降。李鸿章奏捷,言朝斌迭次苦战,谋勇兼优,予云骑尉世职。是年冬,会陆师剿敌江浙之交,克平望镇,又破敌九里桥,署江南提督。

三年,偕程学启会攻嘉兴,朝斌水师由官塘进破其七垒;湖州援敌,图窜盛泽,以牵围师,为朝斌所扼,不得逞,遂克嘉兴,实授江南提督,进窥湖州,由夹浦逼长兴,敌众数万,依山筑垒,杨鼎勋、刘士奇等与之相持,朝斌水师登陆袭敌后,次击之,益毁西北沿岸敌垒,乘胜克长兴,复湖州,被珍赉。五年,推驻苏州,军事甫平,江浙湖荡,盗多出没,捕巨匪卜小二,诛之,辖境晏然。

裁兵必然引起治安问题,千古一辙。曾国藩的裁湘军,更有在无形中形成的一项特殊规定,即不准回湖南置产。曾国荃从克复安庆,打到金陵,部下发财的不计其数。曾国荃本人亦颇成问题,每经一战役,必回湖南一次,求田问舍。有一次在老家造一大宅,规制拟于王府。曾国藩得报大惊,勒令拆除。凡此皆见于曾国藩的“满小姐”崇德老人曾纪芬的年谱。

及至金陵克复,“天王府”的积聚,化为乌有,若非匿藏伪玺,可能惹起不测之祸,连“天王”的金印,恐亦不会呈缴。我曾考查过这一段史实,所谓“先登十将”,首登者确为黔将朱洪章,而奏报为李臣典,膺五等爵之封,即以李臣典入城后,首先占领天王府,置于严密控制之下,自午至翌晨,然后一火而焚之。或者即以此一段功劳,为“九帅”所赏识,故列以为首功。李臣典则以纵欲过度,大热天饮食不节,恣意而为,结果得病不治。判断他的病是所谓“夹阴阳寒”。

及至湘军被裁,不发生遣散费的问题,因无不腰缠累累,不在乎区区几“关”的饷银。但一年半载以后,问题丛生,有的坐吃山空,流而为盗;有的在金陵置产营生,而不免有强买强卖情事。马新贻在李鸿章支持及曾国藩默许之下,用军法整饬,毫不容情。如《李朝斌》传所叙,巨盗卜小二,实即散兵游勇所奉的首领。

自湘军被裁,淮军兴起,双方即颇不睦。薛荫榜安徽全椒人,自为淮军,故对属于湘军系统的太湖水师营哨丁,假借军法,毙于杖下,彼此间的感情可想而知。薛荫榜为祸首,而马新贻奏报定识的处分是:已革游击薛荫榜委派巡夜,因太湖水师营勇徐有得等,在开设妓馆之胡二家滋闹,拿获棍责,尚无不合。惟因徐有得倔强不服,任意迭责,以致伤重殒命,实属决不如法,未便照邂逅致死律,勿论。已革游击薛荫榜应请依“官司决人不如法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业已革职,应毋庸议。惟该员年轻喜事,性情浮躁,应即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观此,袒护之迹,殊为明显。而所谓“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实乃是保护薛荫榜。否则,薛必死于湘军之手。

在湘军的想法,他们之为淮军所扼,都由于两江总督不是“自己人”。同时亦认定金陵既由湘军所克服,两江总督理应由湘军统帅担任。当时的湖南人,一提到“老帅”,总说:“两江总督太细啦!”言下应该分茅列士,封王就藩才足以酬庸。如果“老帅”不在两江,自然是由“九帅”接任总督。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督两江,都自然而然地会被湘军视作眼中钉。尤其是马新贻,升迁调动的过程,看起来恰如天生是曾国荃的对头,以致结怨更深。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意继马而'奇書網整理提供'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中兴名将李鸿章开府武昌,左宗棠雄镇西陲,十月间且加衔太子太保,惟独曾国荃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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