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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而杨漪川亦以文悌劾之,有不可告人一语,遂致京朝谣言满听,吾及漪川之祸,皆出于此。
文悌在《清史稿》中,与吴可读、安维峻并列一传,许之为名御史,此人字仲恭、姓瓜尔佳氏,虽为笔帖式出身,颇有文采。康有为本来是想跟他结纳的,《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六文悌传,载其于王照一案,礼部六堂尽罢后,上折云: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
以下叙他与康有为相晤,劝他改过。不意又私聚数百人立保国会,接着又说: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朱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于言也!“
于此可知,康有为本想结纳文悌,而文悌反过来告了康有为一状。这一状没有告准,斥回原衙门行走。这是对言官合法的最严厉处置。文悌由户部郎中改御史,回原衙门即仍回户部候缺。
及至政变既作,文悌走李莲英的路子,得以外放河内知府。此人人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恶之者丑诋万端;但亦有人说他颇能持正,郭则《庚子诗鉴》云:戊戌新政,朝臣多腹诽,其抗章谏阻者,惟仲恭侍御文悌,以是斥罢,寻又起出守豫省,故事郡守以下见长吏皆屈膝为礼,仲恭独持不可,曰:“令典未之载也!”庚子之乱,感愤时事,榜所居曰此处停灵,人目为怪,步啸梧司马和仲恭庚子感事四律有云:“相勖此身同效死,悲风先过北邙山。”当即指此。
文悌的诗,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诗不成诗;一种则诗笔清奇,诋之者亦录其《扈送慈禧太后回京跸路》题壁四首云:插足尘中客乘虚,独寻僻地暂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穴微闻征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梦醉,灯火飞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群星淡,皎洁清辈爱素蟾。
第三章狱中壁诗(2 )
第一首“岛国累人追窜鼠”,殆指清廷多方追捕逃在日的康有为等:“薰穴微闻征辟书”,可能指开“经济特科”。凡天子亲诏以待异等之才,称为“制科”。清朝制科凡三举,一为康熙己未,一为乾隆丙辰,皆为博学鸿词,故称“词科”。举词科之意,在笼络高级知识分子,使岩穴之士,亦受禄位羁縻。实际上即是瓦解前明遗民志士的反清组织。此意在己未更为明显。
“经济特科”亦为制科之一。当变法之际,贵州学政严修,请举此科,下总理衙门及礼部议奏。奏未上而变法失败,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谈了。辛丑议和,赔款商定,回銮有期,乃下诏复开经济特科,但至光绪二十九年方始举行,由张之洞主持。梁士诒因姓名“梁头康尾”(康有为榜名广诒)而被黜。取一等九人,张一第二;俞曲园之孙,平伯之父陛云第八。二等十八人,诗人陈曾寿为殿。此科实敷衍舆论,草草了事。而张之洞谓其门生:“你们这一榜阔极了!”意思是物以稀为贵。三年出一个状元,而乾隆元年丙辰,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相隔一百六十七年始再举制科。
“薰穴”之典出《庄子》:“鼷鼠深穴神丘之下,以避薰凿之患。”以开经济特科诱使岩穴之士入彀,犹之乎薰鼠以使其不能安处穴中,此是应经济特科者为鼠辈。翁同日记戊戌五年初三:“文仲恭(悌)送诗骂余。”文悌喜作诗骂人,而观乎“薰穴”之语,可知其人为刻薄一流。
第二首两联,骂四种人:一、“槐柯众蚁才梦醒”,指大阿哥溥俊被逐。
二、“灯火飞蛾枉附炎”,骂赵舒翘等一班明知义和团为非,但趋附载漪、刚毅,以致被祸。
三、“置兔都因贪捷跃”,捷跃犹言躁进,此骂四京卿,兔贪捷跃而入置。
四、“网鱼应悔不深潜”,这也是骂康有为。言戊戌八月初搜捕新党,布置不周,行动不速,以致康有为漏网。自然也兼骂戊戌政变幸得无事诸人。
相形之下,倒是三、四两首,悱恻温柔,后胜于前:乱树丛中昼闭关,药卢茗碗任萧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化,禅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宜有去心,凭个书楼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现在回头再来谈“四京卿”。按:清朝自雍正七年设置军机处后,大学士即非真宰相。辛酉政变,两宫垂帘,恭王以亲藩掌枢,军机大臣进一步建立了固定的制度。第一,以亲贵为军机领班。第二,军机大臣为四人,连领班共五人。相传枢廷忌满六人,否则必有一人亡故出缺。第三,四大臣两满两汉,两汉则一北一南,如先为李鸿藻、沈桂芬。光绪十年以后为孙毓汶与笔者叔曾祖恭慎公,甲午以后稍有变化,但大致亦须论地域、讲资格。总之,军机大臣的进退,牵涉甚多。所以光绪决定在军机章京方面稍作更张,而且只添新、不废旧,以期阻力较小,集事稍易。
自戊戌七月十二日起,光绪召见陈宝箴荐举,可任新政的官员,不下十员之多,最后选定四名,于七月二十日降旨: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光绪用这四个人,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上之用林旭,以其奏折称师,知为吾门生。上之用谭嗣同,以其与我同为徐学士及李园(端芬)尚书所荐,皆吾从也,故拔入枢垣。杨刘为楚抚陈宝箴所荐,而陈宝箴曾荐我,杨漪川又曾保陈宝箴,上亦以为皆吾从也,而用之。时谭复生实馆于吾,林暾初(旭)亦日日来,上意有所欲传,吾有所欲曰,皆借谭林通之。时李园奏荐甚力,上以忌西后未敢显然用,故用谭林杨刘代之,上之意极苦矣。
此亦不免大言炎炎,借此装点。其实光绪所最欣赏的是杨锐,而杨锐与谭、林并不甚洽。据杨锐致其弟肖岩信中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变动。
此函作于七月二十八日。所谓“新进喜事之徒”,由措词可见其轻视与不以为然之意。而对“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引以为忧,则心目中亦认定康梁无非猎官而已。
同函又云: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
按:军机章京例分头班、二班,四京卿轮值,亦即与康有为的主张不合。谓“林则随事皆欲取巧”者,必是林旭在加签时,将康有为的意见,夹带在内,而杨锐不以为然,“强令改换三四次”,则其持重亦可想见。
“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两语,亦深可注意。按:四京卿的任务及所能发生的作用,在当时及后世,一直被夸张而致失实。如刘光第家书所言:同……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