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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公子-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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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此则非外结大将不可。我曾主张用董福祥。至于袁世凯,此人是董卓之流,如此机密大事,跟他千万不可轻易出口。

以上是平铺直叙的解释,亦是林旭当时跟谭嗣同平心静气的解释。其中自有“吾谋适不用”之憾,而出以蕴藉之词,修养真可倾倒。

兹再谈梁启超改诗的原因及作用,梁著《戊戌政变记》第六篇林旭传:林君子字暾谷,福建侯官县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于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奥深侬,流行京师,名动一时。……皇上既知为康某弟子,因信任之;遂与谭君等同授四品卿衔入军机参预新政……初二日皇上赐康先生密谕,令速出京,亦交君传出,盖深信之也。既奉密谕,谭君等距踊椎号;时袁世凯方在京,谋出密诏示之,激其义愤,而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盖指东汉何进之事也。

如梁所言,泣谏何用?主恩难报。但又何进以往事,不主张用兵谏。然则,他究竟要干什么?莫非混一天是一天,坐待后党凌逼?照梁启超的解释,林旭的诗根本不通。

梁启超自言“弟畜暾谷”,但如上立论,抹煞事实,亦即贬低了林旭,殊欠友爱。

按:林旭于八月初二日带出的密诏,大致为命康有为迅速出京,督办官报。原折已经在上谢恩折时附缴,不可得见。现所传者为康有为自己所陈述,而前后已有不符。康有为脱险后,在香港作《奉诏求救文》致各国公使,《日本外交文书》载有全文。今据黄彰健所引转录如下:朕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国求救,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

但以后康有为在他处提到此密谕,只有“汝可迅速出外”,删掉“国求救”三字。则作伪之迹,已是铁证如山。

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时所出示的密诏,则为光绪致杨锐密诏的墨笔过录本。黄彰健对事的考证甚为精确。此诏的原件,在杨被害后,由杨锐之子庆昶,及其门人黄尚毅携返四川,在路上为避免搜查,将密诏缝于黄尚毅的衣领内。及至光绪崩后,袁世凯被逐,无所顾忌,乃于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由杨庆昶及黄尚毅上书都察院,请代缴密诏。其时参庆王的赵炳麟掌京畿道,经手其事。所辑《光绪大事汇鉴》载有全文,兹分段引录如下: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套,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孰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所谓十九日之事,指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小航)上折言事,堂官不允代递。光绪一怒将满汉两尚书、四侍郎一律革职。所谓“六堂尽罢”,与光绪十年将恭亲王等全班军机大臣逐出枢廷,同为满清一朝空前绝后的特例。今观光绪密诏,知慈禧已认为过重,则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当然更不会同意。

再看密诏全文,我觉得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与光绪的个性及其对慈禧的态度相合。此诏中有数要点须特别指出:一、光绪始终不愿触怒慈禧,则派兵围颐和园之事,可决其必非光绪的本意。

二、光绪虽重用四京卿,但根本上还是尊重军机制度的。同时亦可以看出,光绪命四京卿“妥速筹商”此事,亦并无完全隐瞒慈禧太后的意思,因为封奏虽至御前方能开拆,但既由军机代奏,则原折必仍交由军机会同四京卿拟议。退一步言,交军机代奏,慈禧就必然会知道四京卿有此一奏,慈禧如果索阅,必得呈上。倘以为要瞒住慈禧,则面递亦甚方便,不必叮嘱由军机代奏。

三、此折系交杨锐主办,无形中确认杨为四京卿的领班,康梁不过在“诸同志”之列而已。

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谭嗣同往访时,出示朱谕: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撮叙所见过录的密诏,大意亦与原件相符。但康有为脱险后,据“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假设之词,伪造一通密诏,其词如此: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伪改之迹,最无耻的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用“汝可与”以自居为受诏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则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的字样,变成嫁祸于光绪。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几遭不测之祸。

第三章荣禄密谋(1 )

吴德潇曾寄书责梁氏。

其实梁启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康有为真是“保皇”而非“祸皇”,则公布第一次密诏(严格而言,密诏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衣带诏”,更是只有康有为这个大骗子才能说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稍觉刺耳以外,亦并无足以使得慈禧不悦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圣意”一语,足以邀得体谅。

光绪实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爱亲信的三个人,对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国势陵夷,列强合而谋我的大变局。论到以帝师的地位为天子分忧分劳,则既不能结李鸿章、张之洞以内外相维;亦不能笼络如荣禄一班后党,以调和两宫。才不足以驾驭张荫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学不足以驳正康有为,故恶恶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觉察荣禄在暗中为保卫慈禧个人利益的活动,一方面又不能觉察张荫桓向内务府挑战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致辱及己身,亦连累了光绪。

第二个是珍妃。慈禧对她,跟对翁同一样,知道她对光绪的影响力,初意笼络,想收为己用。哪知她恃宠而骄,居然敢无视太后及皇后在宫中的权威。同时她御下亦有问题,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宫中太监的把柄,作断然处置。如果珍妃有见识,能充分体会到光绪的处境,委屈一时,曲意善侍慈禧,对隆裕亦能尊以后礼,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条命不会送掉,光绪的日子亦会好过得多。

第三个就是康有为。慈禧本无废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谓“衣带诏”中那句光绪措词,一时失检,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设之词,为康有为用来大作文章,仿佛光绪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祸,非立刻领兵勤王,不足以救护不可。在慈禧看,这是为子所诬,而又无法辩白。积怒积郁,无可宣泄,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为的丑诋慈禧,亦势必使她痛恨光绪。这不是迁怒,根据有其父必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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