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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时知道了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最根本的一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曹大个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个类型化的人物：富家子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起来造老子的反，然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共产党内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大致人生走向有二：一是为革命捐躯成了烈士；二是活了下来在新政权中当了首长。曹大个子本应成为后者，是命运乖戾不测让他这个革命者到头来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当地农民打死，他事先不知道，大军向南挺进途经家乡时他突然起意回家看看，故事就从这里开了头。他骑马于部队驻防间隙回到自己的村子，正在这晚还乡团在村里屠杀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听着枪响如爆，他站在村口思忖再三，返回了。可有人看见了他。村政权给有关部门写了检举材料，说是他带来了还乡团。他拒不承认，又苦于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反革命杀人，最终被定了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当然没杀人只是听他个人说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个谜了。我和另一个被派公差的犯人用板车将曹大个子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墓地时，已经有一个犯人等在那里了。那犯人是场部勤杂班的，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姓程，又说许多年来我乐岭死了人都归他处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指，我看见了一大片坟包错落的墓场。有的长满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坟。看到这片坟场我不由想到我和陈涛埋葬老龚的那座叫太阳岛（不知怎么跟哈尔滨的一座公园同名）的墓场。相比而言，这小西地墓场要宽广得多，大概有几百座坟茔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犯人一座坟，这是错不了的事。想想有这么多同类客死在他乡心里便沉沉地痛。墓地边沿有一排早就挖出来的墓坑，这样死了人就不用现挖。我们将曹大个子的尸体用绳子放进坟里，抽出绳子就开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阳正慢慢坠落。
卖木梳的赵仁——
将赵仁冠以卖木梳的得解释几句才行。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个卖木梳的角色，是个奸细。于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报告的叫做卖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划到卖木梳的行列，人们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当面冷嘲热讽背地里骂他。这遭轮到我来骂赵仁。事情还得从那天出公差埋曹大个子说起，我好像命运不济，在清水塘时派我去杀牛杀猪，到了我乐岭又派我去埋死人。心里头别扭，忍不住发了牢骚，说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里的磨。我从小西地回来傻朱把我堵在了监舍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把我骂怔了。心想真是见了鬼了，刚埋的死人，要是出错该是曹大个子从坟里跑出来告的状，还会有谁？这自是瞎说了，死人要能站出来告状这世界就大乱了。我终归还是弄明白是我说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乱子。这句歇后语的后半句是：听驴的。磨驴拉就动不拉不动，不是听驴的是什么？我立刻意识到有人把这句话告了，说我骂管教是驴。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种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我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形容人做事不主动，像磨一样，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傻朱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大概我的解释确有些道理，他还是接受了，说你们劳动改造就是要积极主动嘛，否则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赶紧点头称是。这事就这么对挡过去了。当晚解若愚便告诉我是赵仁跑去告的状。我听了很生气，晚点名后回监舍的路上我问他今天是不是说了我的坏话。他说没有啊，咱俩无怨无仇我干吗说你的坏话？我说有人看见了，你赖不掉的。他不吱声了。我说对那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他问什么话。我说赵仁不仁啊。我听他嗓子眼里咕哝了几下，没放出声来。
梁枫——
梁枫是个小个子乐天派，整天笑眯眯的，那状况一点不像在蹲监，好像在自己家里过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别的犯人也似乎当成家里的人，很友好，很关心，有事没事愿和人拉家常。他有个习惯，说起话来两手不停地打手势，像指挥唱歌那样，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说他最怕听梁枫说话，说叫他晃的头晕。傻朱更不客气，说梁枫你说话不叫手老实我就把你的手捆起来。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给绑了，以示惩戒。就是这回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我说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绑，而是绑起来后仍然认真学习毛著。他手不能翻书页了，就埋下头用舌尖舔着翻。他学毛著不是装样子，而是从内心里想学，也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他被捕前是青岛一家报纸的编辑，青岛反右当中发生了一桩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谓“山大学生闹报社”。事实的起因和性质与K大学生“闹”人民日报社类似，学生对报纸发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满，要求报社领导出来进行对话。领导不出来，到街上收买了许多闲杂人员充当革命市民对学生进行围攻。这行径被梁枫看在眼里，在后来的一次会上梁枫对领导的这种“不磊落”提出看法，这是问题之一；另外他还写了篇《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有悲剧》的文章，在反右之前发表出来，这也是个问题。“二罪并罚”就打成了极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个本家侄子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具体是什么不详），就被逮捕判刑。
他头一次同我说话是我到我乐岭当天，刚进监舍门便有一个小个子犯人接过我的铺盖卷，两眼笑眯眯的，说我姓梁叫梁枫欢迎你。我当时很哭笑不得，没吭声。等我安顿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我问句你是班长吗？他头和手一块儿摇晃说不是。后来我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他也忙，需要他“照顾”的人很多，我俩也没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认他是属于“好人阶级”范畴的，他是那种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痴心不改的人。
我记得的第二次“重要”谈话是在一根绳休息时，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
这一次是在“马厩”里他找到的我。说他写了两首诗，（天啊，怎么一当犯人都诗兴大发呢，莫非劳改农场真是个富于诗意的地方？）想请我批评指教。连日来我一直烦着，情绪低落，起因是苏英那封来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懂诗，怎能批评指教你？他说毛主席教导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我打断他说，服务、学习都到不了我这儿来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是工农兵吗？他说咱们虽然是犯人，可干的是农活，应该属于农民范畴吧。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需再推诿了。既然他想让你听他的诗朗诵，不达目的就不会罢休。我说指教谈不上，学习学习，你念吧。他清清嗓就点头摆手地将他写的《倾诉》朗念起来：
痴三丁，腿儿弯，
对着主席来诉冤。
你诉什么冤？
我要跟着主席走，
别人叫我来坐监；
坐监就坐监，
死了也心甘。
念完《倾诉》，他又念他写的第二首，《梦中见毛主席》：
晚夜风雪激
相会在北京
正欲倾盆吐
忽闻狱卒声
我说好诗好诗，表达了对毛主席强烈的崇敬之情。但个别地方须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语不当，党和政府要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这是恩德，怎么能说冤呢？第二首中的“狱卒”也用语不当。狱卒是旧中国对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称，用在新中国的管教干部身上是错误的。他点点头，要说什么，正这时听班长张克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