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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
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