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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在冯俐身上。我权衡要不要去她舅舅家找她，现在马上起身，天黑前赶到。可我又担心现在她正在往学校赶的路上，别走了两岔头。我突然起意到公共汽车站等她，那路车是她必乘之车。我觉得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很好，既实际又浪漫。我的心情十分惬意。革命加爱情，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游动。
离开教室我向西校门走去，迎面遇到许多从外面返校的师生，不知咋的我对那一时刻的记忆十分清晰，我能按顺序写下遇见的我熟悉的师生的名字：金平、苏大林、席登强（外号“砚台”）、彭永辉、于坤安、程炳（外号“狗尾巴草”）、石毛（外号“橡皮”）、邹光龙、王雄才、夏小燕、李奇迹、李晶、刘铁军、杨华（外号“小白菜”）、杨旭光、贺礼、朱伟宏（外号“猪头”）、贾宏富、曾筝、汪妮、尹民、吴志强、袁勇兵、刘光旺、胡勇、张健、吴珊、刘吉勇、潘玉莲（外号“潘金莲”）、卜伟才、杜莉、唐松柏、刘海国、周利均、李先保、谢讯、田骏（外号“小跑”）、晏春喜、邹文凯、郭炜、王玉兰（外号“大嫂”）、李爱莲、胡骏辉、陈练、许伟、许宇霞、管金平、黄琪、林木森（外号“烧柴”）、易之军、童伟国。我认识的师生都和我打招呼，许多我不认识的师生也和我打招呼。我有些应接不暇。出了西校门我赶紧拐向人少的左边。后来我到了车站，很快就来了一辆车。下车的人没有冯俐，我再等。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二十多分钟来一辆车。这样，等了三四辆，日头就掉到六郎庄村西，天也就暗了。我心想没准冯俐又在舅舅家留下了，等也没指望了。可又一想明天是星期一冯俐是应该回来的，再等一会儿吧。这时六郎庄方向闪烁着点点灯光，我想起程冠生对我讲过的六郎庄这座小村的掌故：据说有一年西太后登万寿山，打眼往东面一看，看到一座被柳树掩映着的小村，遂问随行太监村庄的名字，太监回禀说叫六郎庄。西太后一听顿时沉下了脸，她把六郎庄听成了六狼庄，她属羊，这么多狼围着她这只羊怎会叫她安生呢？于是就下旨将六郎庄改成柳浪庄。西太后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百官惟命是从，可老百姓不买她的账，六郎庄照叫不误，叫到了今天。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想冯俐回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了，我该回校了，刚转身要走又听见汽车响，一辆交通车亮着车灯从南面开过来，我就收住脚等这辆车。下车的几个人中还是没有冯俐。我想约莫还能剩下一辆末班车，就干脆等末班车算了。要是现在走了，而冯俐又恰坐末班车，损失就大了。我又等下去。等这辆末班车觉得时间很漫长，我又怀疑起刚才那辆就是末班车，本应向售票员问一声才是，真是疏忽。事到如今我知道必须再等下去，一旦还有一辆末班车，一旦冯俐坐这班车回来，天这么黑……正这么想时又听见汽车响，我精神为之一振。车灯将路面照得雪亮，像急赶着下班那般急速驶来。车到站只下来一个人，我一眼便认出是冯俐。啊，谢天谢地了。我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在暗处，冯俐没看见我，下车后快步向西校门方向走去。我喊她一声，她停下脚，回头看见了我，惊讶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等你。她说等我？我说等你。她说你知道我今晚会回来？我说我知道会。汽车开走后四周黑暗寂静。我牵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宿舍前。
——二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去食堂吃饭，见广告牌上贴出大字报：S大学生田野来我校讲演。地址食堂门前。时间上午十点。许多学生围着看，议论纷纷。原定上午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下《大地》稿，但错过听田野的讲演很可惜，便在食堂里寻找程冠生，倒先看见拿着空碗的吕浩明。吕浩明问你看到外面的告示了吗？我点点头。吕浩明说咱先打饭，边吃边说。我说好。我俩打了饭端到一张空桌上。吕浩明说那天我提的那个建议你们研究了吗？他指将《大地》纳入绿叶文学社的事。我说大伙议了议，不大赞成。他停止咀嚼，盯着我问为什么？我说也不为什么。吕浩明不语。我说目前情况下文学社要办份刊物是很容易的事，何必一定要接收《大地》呢？吕浩明叹口气说你不知道我非常喜欢“大地”这个名字，涵盖量很大。我说叫“绿叶”也相当不错嘛。吕浩明摇摇头说“大地”气势磅礴，任何别的名字都无法与其相比。这一点我倒不否认，那天我们想到这个名字时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当时的心情。吕浩明直言不讳地推崇“大地”的“响亮”使我颇为自得，也多少有些歉意，似乎是自己将一件大家都看好的东西抢先装进口袋里。出于安慰我重复我的前言：其实“绿叶”也是相当不错的。吕浩明看着我说你要真的觉得“绿叶”不错，我拿它换你的“大地”可好？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时哑口无言。吕浩明又说一句换一换怎么样？
正这时程冠生端着饭过来了，见我和吕浩明俱一副不自然的神情，问你俩这是怎么的啦？我没吭声，主要是不想使吕浩明尴尬。因为我知道程冠生会怎样回答。不料吕浩明自己把用“绿叶”换“大地”意思给程冠生说了一遍，我方明白他的这一想法是执拗的，他又想游说程冠生。我想他是失策了，果然程冠生听了用刚放下饭碗的手拍拍吕浩明的肩膀，讥讽说吕会长如此精通交易之道，何不拿你的会长头衔去换周恩来的国务院总理头衔呢？这才是大有气魄啊。吕浩明变了脸色，朝程冠生嚷道你程冠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当了个副主编么？我倒要奉劝你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宗派主义时要警惕自己犯宗派主义的错误。说完端起碗悻悻离去。我和程冠生互相看看。我明白吕浩明所说警惕犯宗派主义错误的话不仅针对程冠生，更针对我。“收编”《大地》未成（也包括交换未成）使他心存芥蒂，但他为什么就不想想他有什么权力如此强加于人呢？对此倒应该奉劝他一句：在批评领导的官僚主义时也要警惕自己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啊。程冠生说你何必要和他这样的人搅到一起呢？我相信你不是为个什么副社长头衔吧。我苦笑笑，无话可说。在这种时刻说一句符合客观又不失表白的话是不易的。不便说的话只能压在舌头底下。
我说S大田野来演讲我想听一听，你呢？程冠生说他也想听一听，百闻不如一见嘛。我说那就下午再去印刷厂下稿吧。程冠生说这样好，可以加一则田野来K大演讲的消息及有关反应的文章。我说就事件而言是应该的，只是版样已经划好，再做更动是挺麻烦的事。程冠生说改改看，不行就加个插页。我问你是说加个号外？程冠生说叫号外也可，叫特刊也好。我疑虑说作为号外出现是否太郑重了？太夸张了？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