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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所说的伤寒，和现在专指伤寒杆菌所导致的伤寒病不同，《内经·素问·热论篇》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热病。”可见古人所说的伤寒是指一些因外感而带高烧症状病的通称，除今日所说的伤寒病外，还包括其他多种传染病。这类病病情复杂，转变急剧，诊断和治疗都比较难。张仲景除“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外，还用四诊，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脉，从多方面了解病情，然后加以分析综合，归纳为六经，即三阳（太阳、少阳、阴阳）和三阴（太阴、少阴、厥阴）六种症候类型。凡抗病力强、病势亢奋的，是三阳病；抗病力弱，病势虚衰的，是三阴病。治疗三阳病，以驱邪为主，以期迅速消除病灶。治疗三阴病，以扶正为主，以增加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积极因素。在具体医疗时，还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辨症的提纲，先分析病情是阳症或阴症。由阴阳辨明表里，再辨明虚实，再辨明寒热，这就是祖国诊断学上著名的“八纲”。一般而言，有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是阳症；病势沉伏而难发现、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是阴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是表症；在内部的是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现虚弱的是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的是实症；病态表现有寒性倾向的是寒症，有热性倾向的是热症。
症状辨明后，再进行治疗。张仲景根据前人和自己治病经验，把对各种症状的治疗方法概括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即邪在肌表用汗法（发汗）。邪壅于上用吐法（催吐）。邪实于里用下法（泻下）。邪在表里之间用和法（解毒）。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积滞和肿块一类病症用消法。这些治疗法则概括力强，实用价值高，可以根据不同的病情，单独或配合使用。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有关病症的论述有继往开来的作用，至今仍为学习祖国医学者所必读。
五、著名外科医生华佗
华佗，一名旉，字元化，沛国谯县人，早年游学徐州，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佗孝廉，太尉黄琬辟，均不就。唯以从医为事，足迹遍及今河南、山东及安徽、江苏之江北地区。治愈患者甚众。他精于方药，每疗疾，开汤药不过数种，抓药不用称量，随手取来，自然适度。为人针灸，不过扎一两处，每处七八针，针拔即见效。除内科及针灸外，还精通妇产及儿科，尤擅长外科。为了解除病人手术时的疼痛，他总结前人行医经验，加上自己对醉酒现象的观察借鉴，完成了麻醉术的发明，《后汉书》卷82下《方术传》言华佗在动手术前，先令病人以酒服麻沸散，使之沉醉无所觉，这是祖国医学上的一大突破。据说阿拉伯医生知道用麻醉剂，即系从中国学到的，说明用酒和麻沸散作临床手术前的麻醉剂，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三国志》卷29《方技传》言：
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说明华佗当时已能作切除肿瘤及割除肠胃病灶等手术。其作法与现代外科手术大致相仿，足见其技术之高超。
华佗非常重视日常防病和保健工作，他对徒弟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物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
华佗以上作法，正似今人作体操，打太极拳，生于一千七百年前的华佗能够重视体育锻炼，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曹操素有“头风”病，每一发作，心乱目眩。他闻华佗医术高超，召到诊治，为之针灸，随手而差。因此，操使佗常在左右，佗辞以妻病、归乡不返。操怒而杀之。佗死后，操头风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曹操这话是说错了，操的头风病，即现代医学亦难为之根除。华佗曾言操病，“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倒是符合事实之语。但操枭雄，用政治手腕对待医人，是猜忌过甚了。及后曹操爱子仓舒病困，操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设使当时华佗尚在，也未必能使仓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没有治好的可能。在古代，因有奇才异能而招致杀身之祸者，实所在不鲜，华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剧之一。
后 记
我生长在河北省定州市西南合村，儿时祖父授以古文旧史，我个人也喜读爱国英雄故事，尤嗜读《三国演义》，为了知晓三国人物的真实情节，也不时翻阅陈寿《三国志》中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我青年时顶佩服诸葛亮，至今犹老而弥笃。我在学校主要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文选课。由于三国历时很短，我开选修课时不曾开《三国史》，而是开《秦汉史》，但也讲至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我在西北大学学习时（1941至1945年），主要读先秦古籍，毕业后主要攻读秦汉史。但，我对秦汉史的熟悉，远远赶不上三国史。三国为时短，材料少，易掌握。《三国志》为年青时所常读，故记忆比较牢靠。曹孟德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我对此深有同感。我于1983年从兰州大学回到河北，先曾打算在旧秦汉史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秦汉断代史，但因规模较大，眼高手低，力不胜任，乃转而写《三国史》。我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张作耀、张维训、乔还田、张秀平诸先生给我的帮助和教益，特别是维训先生自始至终给拙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亲自动手改正错误和不妥之处；而秀平先生首先提出建设性意见，尤令我永誌不忘。安徽大学历史系王鑫义主任给我提过许多意见和要求，还寄赠他未曾发表的论著稿，使我获益非浅。我幼时老师、乡前辈数学家赵慈庚老，对拙稿有关数学等部分，给以精心指导，感戴实深。
我年临古稀，余日无多，人之将死，其思也善，每念平生受教惠最多的是杨拱辰师；我作研究生时导师翦伯赞老亦多加关助。其他师友，一事之助，一言之教，亦何尝不盘桓脑际，愧无以为报！一生百无所长，唯读书思古最是心愿，颇悔素日为学律己不严，致老而无成，此区区拙稿，尚望海内同好，悯而教之，实为至幸。
马植杰（原名植仁）1992。7。6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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