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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休七贤”。
竹林七贤结伴游处的时间大概在正始末年至嘉平末年的五、六年内。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我们在此只谈谈嵇康和阮籍的政治处境和哲学思想。
嵇康只活了四十岁,便被司马昭杀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马懿发动政变为分界线而分为两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岁以前,“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这时,大致过的是读书弹琴、饮酒咏诗,“自足于怀”的无忧虑生活。后一段则过着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们说:司马懿杀曹爽政变不仅使魏政权落于司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发生重要转折。司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儒家豪门的支持。但篡位的勾当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司马氏除广泛笼络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还为自己图谋篡代制造理论根据。于是汉朝统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名教便应时而出。司马氏首先标榜一个孝字,用以诱导士人慎言保身,勿为祸先;另外又宣扬尧舜禅代、汤武革命,给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让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劳。
在司马氏的威逼利诱下,不仅儒门世族纷纷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也起了分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继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则采取既应诏作官又不好好干,既讽刺又间或为之效劳的左右摇摆的对策。只有嵇康依然横眉冷眼,坚持“守志无二”的一贯立场。他说:
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以上对弘达先生的描述,无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义不负心”、“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毕竟不能见容于当世,而死在司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鲁迅对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对嵇康的人品评价甚高。戴明扬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旧闻方面,多有创获,是研究嵇康的较为完备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思想界经常研讨的问题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相结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由于何晏、王弼代表了当权派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君主无为,大臣掌权。曹爽、何晏等被杀以后,嵇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于往日,这时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身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没有像魏亲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样相继被杀。但刚直任性的嵇康毕竟不曾向司马氏投降,他对司马氏所宣扬的禅让和礼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给以相应的揭露和抗争。
儒家名教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自两汉以来即是统治者束缚下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司马氏以臣下而觊觎君位,自然无法利用忠节作为欺骗口号。因此,司马氏倡导的名教特别突出一个“孝”字。他们每逢废君弑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头上。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认为六经与礼法都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复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规律,社会上所以存在虚诈和争夺,是在上者假造所谓仁义道德的结果。他说: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
嵇康把社会上出现贵贱等级和追逐荣利的现象,归之于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但他对统治者制造仁义、等级、崇经等以束缚下民的手脚,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说: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以上的话显然是针对司马氏而说的。他的笔锋辛辣,爱憎鲜明。这是对窃国弄权者的口诛笔伐。司马氏一贯标榜六经和礼教,也不过是为了掩盖篡权而披上的一层面纱。一个拥兵擅权谋人国家者,还谈什么“名教”呢?因此,嵇康对于司马氏所谓的“名教”,自然就不屑一顾了。嵇康不仅主张摒弃“名教”,而且还希望建设如同原始时代那样无伪无争的社会。他说:
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嵇康所以如此称赞愚昧的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真的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不满于现实,借古讽今罢了。
(3)嵇康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嵇康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是从王充那里继承过来的。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嵇康也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他说: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
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关于天地万物的形成问题,一直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玄学,认为世界万物来源于精神性的本体“无”,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嵇康的思想虽然也受道家影响,但他所吸收的是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部分,至于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则为他所排斥,所以嵇康的世界观既不同于老、庄,又迥异于何晏、王弼。
嵇康的唯物主义思想大量地体现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一文中。文中对世上流传的一些迷信传说提出了有力的批驳:星相家宣播人的寿命可由占卜和相术预知。嵇康对此提出批驳说:“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左传》中一些迷信的记述,如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鲁,听见一头牛的鸣声,即知其所生三头小牛已被做为祭祀用的牺;又如襄公十八年,楚军北侵,晋人师旷说:“我先后吹了北风和南风的歌曲,知南风不竞,楚师必不会取胜”;又如昭公二十八年,晋人羊舌肸之母听见其孙降生时的啼声似豺狼,就预知此儿日后必定丧家。嵇康对以上怪诞传说一一加以驳斥,指出这些歌声、啼声和牛鸣同所说结果并无关系。不过是事后附会或俗儒妄记。
在声音与人的感情关系上,嵇康说: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
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
嵇康反复强调声音本身并无所谓哀乐,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内心喜怒哀乐并不相干,声音乃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嵇康这种看法符合唯物主义原则,应予以肯定。但,嵇康没有把自然的声音(声波)同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音乐区别开来,就否定了音乐的社会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音乐必然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把它与声音等同起来,就不妥当了。
在人的形体和精神关系上,嵇康认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的。他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他这样指出形体和精神互为依赖而不相离,是正确的。但未分别主次,没有指出精神产生于形体,即物质先于精神,因此,难免令人怀疑他是二元论者。这是其欠缺之处。
嵇康注意养生之道,他著《养生论》,否认人能成仙,但认为如能在形、神两方面善自保养,可以长寿。他说:“神躁于中”,则“形丧于外”,所以要人们“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