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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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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言”。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乐详,“黄初中,征拜博士……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解,详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忘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

除以上七人外,魏儒师还有周生烈,作《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诸注;杜宽,删集《礼记》及《春秋左氏传》解。糜信,撰《春秋谷梁传注》、《春秋说要》。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研究魏世经学,须加注意的,即那时老庄玄学已经抬头,其影响于经学者亦非鲜浅。两汉时,由预言而发展成的图谶与经学相掺混。刘秀既曾用赤伏符麻痺人民,张角亦以“黄天当立”号召农民起义,学术不能脱离社会政治,故经学亦为迷信气氛所弥漫。郑玄治经尚掺引纬书,其他迷信色彩更加浓厚的今文学者更不用说了。逮正始年间,王弼注《易》,排斥术数而谈哲理,何晏等人作《论语集解》,亦与已往经说大异其趣。魏晋人说经,崇尚玄言,文辞简约隽永,训诂之精,虽逊于前,而迷信色彩则为之一扫。重要经书遗留至后世者,如《周礼》、《仪礼》、《礼记》为郑玄注;《公羊传》为何休注;《穀梁传》为东晋范宁注;《周易》为魏王弼注,《尚书》为东晋梅赜伪造。《左传》为杜预集解,《诗》为西汉毛亨传、郑玄注。由此可知三国时期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有别开生面之处。

二、蜀、吴的经学

蜀汉先主刘备,曾被其部下彭羕讥为“老革”(即老兵)。但刘备对于经学并非一无所知。他早年就学于名儒卢植,领徐州牧时,闻治道于郑玄,定蜀以后,设儒林、典学校尉及劝学从事等官,以鸠合典籍,典掌旧文。诸葛亮领益州牧以后,选用官吏,皆妙简旧德。说明蜀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重视儒学。益州士人自先汉以来,官爵声誉虽不及中州,至于著作和为世师式,并不下于余州。益州在东汉末年的儒学大师有董扶、任安、杨厚、周舒等。陈寿《三国志》卷42有《杜微、周群、杜琼、许慈、孟光、来敏、尹默、李譔、谯周、郤正传》,以上十人皆儒学之士,共中李譔和尹默皆梓潼郡涪县人,二人曾赴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皆通经史。李譔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诸书,皆依贾逵、马融之说,而与郑玄立异。他同王肃素无往来,而注经多不约而同。尹默专精《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方、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谯周“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

吴主孙权尝自言自己少时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等书,唯不读《易》。到他统事以后,“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手下的武将吕蒙、蒋钦原来文化程度很低,经过孙权劝导,均“勤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在三国以前,吴人对于经学的造诣,不仅逊于中原,且不胜楚、蜀。及孙氏政权建立,江东治经史者始多。对经学钻研之最著者,当推虞翻之治《易》。自虞翻高祖至翻五世,世传《易》学。翻虽处乱世,长于军旅,但研注不替。翻尝将其所著《易注》,寄少府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翻对汉末注《易》者荀爽、马融、郑玄、宋忠等虽有赞赏,亦有微词。他指出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又认为宋忠解释扬雄之《太玄》,“颇有缪错,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虞翻不仅在学术上能发表自己见解,在政治上亦正直敢谏;又性不协俗。因此,既为孙权所不容,又常被人谤毁,终于被流徒交州。翻在南十余年,“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孙吴大臣张昭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卫尉严畯著《孝经传》、《潮水论》。议郎唐固著《国语》、《公羊》、《穀梁传》注。中书令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谘访之。太子太傅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凡三万余言。郁林太守陆绩博学多识,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由上可知,吴、蜀经学虽不及曹魏,但亦各有发展。

三、荀悦的《汉纪》

荀悦(148年至209年),字仲豫,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祖淑,有名于世,当时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有子八人,号称“八龙”,其中以悦叔爽最著名。董卓专政,拉拢名士,辟用爽等爽自到任至进拜司空,仅九十五日。爽虽被卓破例拔用,但仍乃心汉室,暗中图谋诛卓。悦早失父,年十二,能说《春秋》,性沈静,好著述。汉末政在阉官,悦隐居不仕。悦从弟彧,为曹操所重用。及献帝都许,乃征悦,为黄门侍郎,迁秘书监。献帝颇好文学,荀悦、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建安三年(198年),献帝以《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编年体《左传》撰《汉纪》,至建安五年(200年)书成。

《后汉书》卷62《荀悦传》言《汉纪》“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至唐,刘知几撰《史通》,按古代史书体裁分为六家,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刘知几对《左传》及《汉纪》颇为赞赏,他在《史通·六家篇》言:“《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为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刘知几在《史通·二体篇》亦言:“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已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可见刘知几已把《汉纪》与《汉书》相提并论,说明《汉纪》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汉纪》的价值,即在开一新体裁,以补《史记》、《汉书》等纪传体互相重复、于文为烦的不足,从而创立了以年月系事的编年史书体例。自荀悦撰成《汉纪》以后,陆续有张А⒃旮髯逗蠛杭汀贰⑺锸⒆段菏洗呵铩罚杀ψ督汀贰M蟾鞔加凶颂宀谜撸得鬈髟么唇ㄖΓ挡豢擅弧S辛恕逗杭汀肪涂梢杂搿逗菏椤坊ハ嘤≈ぃ苟倘〕ぃ阌诙琳咚卸梁脱芯俊

《汉纪》的取材,绝大多数来自《汉书》,自己也稍有增删。如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的谏疏,皆《汉书》所无;关于壶关三老茂,《汉书》无姓,《汉纪》则云姓令狐;朱云请尚方剑,《汉书》作“斩马剑”,《汉纪》乃作“断马剑”。据唐张渭诗:“愿得上方断马剑,斩取朱门公子头”,证明《汉书》有误字。是知《汉纪》自有剪裁,非一味抄袭者比。《后汉书·荀悦传》言:“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所谓《申鉴》,即申论前事,以为后世鉴戒之意,仅从此题目观之,即知悦著书并非脱离政治者,献帝自建安元年被曹操移至许,虽然生活得到安定,然操对献帝的监视和控制,远远胜过已往凉州军阀,而献帝亦企图诛操。在这种情况下,悦势不得保持中立,历来学者多以为荀悦不满曹操专政,其著书的目的即在于规劝曹操作一汉室忠臣,而勿为王莽篡夺,遗臭万年。但也有个别史家不同意这个意见。依我看,荀悦出身于儒门世家,个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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