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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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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孙吴对中下级官吏,还有所谓“殊其门户”的优待。例如孙权弟孙翊为其部属妫览、戴员等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暗中与翊亲近旧将孙高、傅婴等谋杀妫览、戴员,事成之后,孙权“擢孙高、傅婴为牙门,其余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又如守始平长丁览“为人精微潔净,门无杂宾。孙权深贵待之,未及擢用,会病卒。甚见痛惜,殊其门户”。又如零陵太守徐陵卒后,“僮客土田,或见侵夺,骆统为陵家讼之,求与丁览、卜清等为比,权许焉”。由此可知,“殊其门户”的好处,乃在于“僮客土田”不见侵夺。可知孙吴也重视保护中下级官吏对土田僮客的占有。

概而言之,在孙吴领兵世袭制和赐田复客制下,南方世家大族拥有大量土地和人手,当然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合法和非法手段,肆行兼并。这些都使地主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世家豪族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篇》形容吴之世家豪族曰:

势力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弩藏。

左思《吴都赋》亦言:

虞、魏之昆,顾陆之裔,……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锜(兵器架)内设。

以上的描写,虽不无夸张之处,吴国的世家巨族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的综合势力,则为并时的魏、蜀豪族所难以比拟。东晋南朝门阀势力终究发展到更高的顶峰,孙吴时期实为之奠定了基础。

当然,从客观上的效果而言,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繁荣,也有赖于孙吴八十余年的经营,而且,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进一步清除了南方较为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对于南方经济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

四、孙吴的手工业和海外交往

吴和魏、蜀一样,富有者穿丝绸,劳动群众穿葛麻。江东的丝织品质量虽逊于蜀、魏,麻葛织品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三国志》卷49《士燮传》言:“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交州的细葛既可作为贡物送到吴郡,则其质量当有不下于吴郡葛织物的可能。左思《吴都赋》言:“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指葛之细者,升(布八十缕为升)越,指越布之细者。就是说,优质越布、葛布比罗纨还柔软。可见葛布的精致。江东的麻织业,东汉初已经兴盛。《后汉书》卷81《独行·陆续传》言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会稽郡献越布。汉章帝时,马太后曾以白越三千端为赏赐”。《全三国文》载曹丕诏,嗤江东之衣布服葛,谓“江东为葛,宁可比罗纨绮縠”。曹丕的话只能就上层人士的服著而言,至于人民群众的衣著,曹魏并不比孙吴优越。曹丕为魏王后尝言:“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又言:“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吴国百姓挨饿受冻的情况在史书中甚少叙及,虽说系由南方天暖物丰使然,但吴民衣著问题较魏为佳,则可能是事实。孙吴的丝织业亦并非太差,《三国志·吴书》常以农桑并提,说明丝织手工业已遍及家家户户。左思《吴都赋》有“岁贡八蚕之绵”一语,表明纳税民户多养蚕织丝。吴皇室有专门织络的女工,孙晧时达到千余人。华覈给孙晧上疏言:“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女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由此可知,农户原多绩麻葛为衣,由于风俗奢靡,穿丝织衣的吏民商贾日益增多,这样便伤害了麻葛业的发展,致使公私皆贫。因之华覈建议令吏士之家普遍绩麻枲,人户一岁一束,则数年之后,布帛必积,而国可富。

吴地自古即以盛产盐铁著称。春秋战国时的吴、越,西汉时的吴王刘濞,都以煮盐冶铁而致富强。周瑜亦曾以吴“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的理由,劝说孙权抗御曹操,因而有赤壁之捷。《御览》卷343引陶弘景《刀剑录》言:“吴主孙权黄武四年(225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武昌附近的大冶至今犹以盛产钢铁著名。当时孙吴两度以武昌为首都,即都建业时,亦令重臣陆逊等镇武昌。其所以如此重视武昌,除武昌为长江中游重镇外,其铜铁资源富饶,当亦为原因之一。《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言丹阳及其近郡山出铜铁,山越能自铸甲兵,山越所以能为吴患,其住地出铁为一原因。《三国会要》卷19《盐铁》引《唐六典》言:“江南诸郡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吴时置”。吴将贺齐“兵甲器械,极为精好……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望之若山”,致使魏将曹休“望而惮之”。吴在长江航行的大船即有上下五层,可容三千人。当时吴在建安郡(今福建省地)设有典船校尉,掌管谪徙之人作船。大官如临海太守奚熙、会稽太守郭诞等均因故被孙晧送赴建安作船。

由于孙吴的手工业特别是造船业发达,所以与海外关系也有发展。孙权黄龙二年(230年)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我国台湾省)及亶洲(今日本)。他们费了将近一年工夫没有找到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卷60《全琮传》言:权征夷洲,“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但载回的夷洲数千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此这数千夷洲人与吴人杂居,繁衍子孙。毫无疑问,从此大陆人对夷洲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故此后吴丹阳太守沈莹能撰写出《临海水土异物志》一书。该书所记夷洲的自然条件与今台湾省北部酷似,而所记当时夷洲人的风俗习惯等也可从今台湾省高山族中找到,说明夷洲即台湾。因此,我们说吴人夷洲之行意义是重大的。当时吴国所辖的交州已包括朱崖洲(今海南岛)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州刺史吕岱曾“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所谓“奉贡”,实即互市。孙吴与大秦(罗马帝国)也有交往。《梁书》卷54《诸夷传·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使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大秦人从海道来者。

孙吴的海上交通往来,加强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当时东南亚所产的象牙、翡翠、瑇瑁等不断进入中国,中国的土特产品以及文物等也传到各国各地区,这就为东晋南朝海上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匈奴

匈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索隐》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以上匈奴系夏后氏苗裔的说法,学者多持怀疑态度。然《史记》中一些远古记事的真实性已多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则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说当亦有所据。匈奴妻后母之俗与《括地谱》所言“夏桀之子獯粥妻父之众妾”正复相同。在中国少数民族中,匈奴使用铁制工具较早,显系受汉人影响。故至少在匈奴贵族与夏后氏之间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据史书记述,自周以降,匈奴即甚强盛。战国时,燕、赵、秦三国邻近匈奴,时遭匈奴抢掠,因之三国皆修筑长城,以为屏障。秦始皇时,先将匈奴逐出河套,继之修缀长城,采取以守为主的长期防御方略。刘邦灭掉项羽后,移兵反击匈奴,被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危而后解。汉初各帝皆未能排除匈奴侵扰,唯有权借和亲,嫁女纳币,以求粗安。武帝凭数世之蓄积,靠举国之人力、财力,对匈奴大张挞伐。匈奴被迫远徙,汉之兵马财货损耗亦至巨,致使“每内虚耗”、“官民俱匮”。往后匈奴虽不足为汉大害,然侵掠边境之事,仍不时发生。至汉宣帝神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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