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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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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战且走,始得至陕,乃结营自守。

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傕、汜兵绕营叫呼,吏士失色,皆有离心。董承、杨奉等乃潜议过河,使李乐于夜先渡,潜具船,举火为应。献帝步行出营,岸高十余丈,不得下,乃以绢为辇,使人居前负帝,余皆匍匐而下,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人争攀船,董承、李乐以戈击之,不少手指坠入船中。随帝渡过河者,唯皇后、宋贵人、杨彪以下数十人,宫女皆为傕兵所掠,衣服尽失,发亦被截,冻死者不可胜数。献帝到大阳(今山西平陆东北十五里),幸李乐营。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来贡饷。献帝乘牛车到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王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安国将军。派人至弘农与李傕、郭汜、张济等和,傕等乃放归公卿百官及宫人妇女。

四、袁绍的强盛

关东诸将既不能同心协力进讨董卓,他们之间便不能不发生利害冲突。既得利益比较大的不仅想保住利益,并且还要扩充势力;既得利益小的不仅想生存下去,而且还图伺机夺取土地和人民。袁绍虽身为盟主,但只据有冀州东部沿海的勃海一郡,所以他便利用其为盟主和为豪杰所归向的优越条件扩充势力。

袁绍首先倡议另立一个皇帝,当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时,袁绍就不同意。所以袁绍与献帝一开始就有矛盾。袁绍除了说献帝是董卓掌中的傀儡以外,还一再作书给袁术说献帝非灵帝子。袁绍与韩馥联名倡议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可是刘虞拒不答应,绍等只好作罢。史书叙述此倡议时,虽将冀州牧韩馥的姓名列在绍前,但实际上还是绍的主意,因为刘虞如果当了皇帝,袁绍这个盟主必会成为首辅,权势可立即到手。

立帝之议不成以后,袁绍下一步棋就是迫使韩馥把富庶的冀州让给自己。在扰攘时期,同处一州的将领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当袁绍刚从洛阳逃到勃海时,韩馥怕袁绍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攫取冀州,曾派人到勃海监视袁绍,使他不得起兵。但当时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浪潮十分高涨。《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英雄记》载:“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韩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可见袁氏势力是很大的,韩馥迫于形势,只好听绍起兵,可是仍经常少拨军粮给绍,企图令绍军无食自溃。在袁绍方面,也确有伺机夺取冀州的意图,所以当韩馥部下骁将麴义叛馥后,袁绍立即将麴义拉到自己方面来;袁绍曾秘密作书给在幽州的公孙瓒,令他前来夺取冀州;还让外甥高干及韩馥手下谋臣辛评、荀谌、郭图等向馥陈说利害,言如不将冀州让绍,绍必与公孙瓒共攻冀州。辛评等身为韩馥亲信要员,犹劝馥让出冀州,说明他们已经打算背离韩馥,转向袁绍,这就使素性恇怯的韩馥十分恐惧。当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劝馥勿将冀州让给袁绍时,馥言:“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绍字),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于是馥不顾部下的反对,而乖乖地将冀州牧印绶让给袁绍了。

当时的冀州是中国诸州中人口、粮食都比较富足的,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再加袁绍的声望和雄厚的家庭凭借,使袁绍的势力骤然强大起来。他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屯兵于幽州的公孙瓒。

东汉晚期,经常发生战乱的缘边地带,除了涼州以外,就是幽州。汉灵帝时,曾经做过中山相的渔阳人张纯,勾结乌桓贵族丘力居等叛汉,做过涿令的公孙瓒因对张纯等作战有功,被封为骑都尉。但是公孙瓒与张纯等战斗五、六年,未能取得胜利,丘力居等的钞略范围反而日益扩大,波及冀、幽、青、徐四州。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任命刘虞为幽州牧。刘虞过去即曾做过幽州刺史,对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一向采取安抚的政策,成效较好。所以这时汉朝仍把他遣回幽州。刘虞到蓟后,“罢省屯兵,务广恩信”,对乌桓贵族“开许善路”,只悬赏缉拿张纯。纯走出塞,为部下所杀。于是灵帝遣使就拜刘虞为太尉,封容丘侯。董卓掌权,又进虞为大司马、襄贲侯。幽州地处边塞,资用经常不能自给,每年需从青、冀二州赋调抽款二亿余,始得维持开支。后来连年战争,幽州无法再得到外州援助,赖有刘虞处置得当,情况有所好转。《后汉书》卷73《刘虞传》称虞:

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

以上叙述,不免有渲染过甚之处,特别是最后两句言豪强富人因刘虞持身节俭,便改变了自己的奢侈僭越行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刘虞注意生产,提倡节约,使幽州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应是可信的。

刘虞到幽州后,撤去诸屯兵,唯留下了原来立有功效的降虏校尉公孙瓒,令他率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但公孙瓒一向主张用武力扫灭乌桓,刘虞却“欲以恩信招降”,公孙瓒经常“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可是刘虞却“为政仁爱,念利民物”,因此这两个主张和作风迥然不同的要员,便不能和平相处,嫌隙日益严重。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青州黄巾军三十万人进入勃海,准备与黑山军汇合。公孙瓒率领步骑二万迎击于东光县(属勃海郡,在今河北东光县东),打败了黄巾军,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公孙瓒因镇压农民军有功,被提升为奋武将军,封蓟侯。随着公孙瓒军事实力和官爵的升高,其贪欲也跟着增长,他迫不及待地要与袁绍争夺冀州。他先上书朝廷,陈述袁绍不忠不孝的各种罪恶,然后提师南下。战争开始时,瓒军颇占上风,冀州各城多叛绍从瓒,瓒以田楷为青州刺史,严纲为冀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年)春,公孙瓒与袁绍大战于界桥(今河北威县东)之南。瓒以步兵三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骑,白马义从为中坚。旌旗铠甲,至为鲜明,光照大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两侧,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于后。麴义久在涼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瓒见义兵少,纵使骑兵直前陵蹈。义兵先皆伏楯下不动,瓒骑未至数十步,义兵始同时俱起,扬尘大呼,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瓒兵顿时土崩,大败奔逃,瓒所置冀州刺史严纲临阵被杀。义兵一直追至瓒营,拔其牙门,瓒退还蓟。从此,瓒与绍战,常居劣势。

公孙瓒不仅与袁绍是对头,他同刘虞的关系也越来越坏。瓒与绍战,虞屡加禁止,瓒不从命,刘虞缩减对瓒的军粮供应,二人怨隙愈深。瓒为防虞袭己,于蓟城(今北京市大兴西南)建筑高台。虞数请瓒相会,瓒托病不至,于是虞有讨瓒之意。初平四年(193年)冬,虞亲率诸屯兵合十万人攻瓒,从事程绪以“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劝虞勿行。虞嫌绪“临事沮议”,杀之。虞出师时,告诫军士:“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知虞谋而夜告瓒,瓒部曲放散在外,瓒仓促间闻虞军将至,颇为恐惧,即掘东城欲走。可是刘虞素来不习兵事,平日既不训练士卒,战时又不让烧人庐舍,所以军队虽多,却攻不下城。公孙瓒见有隙可击,乃率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虞军而大败之。刘虞北奔,被禽还蓟。不久,献帝派遣使者段训到蓟。瓒诬虞前与袁绍等谋为天子,胁训斩虞于蓟市。

公孙瓒既杀刘虞,尽有幽州之地。但虞素有恩信,部下多欲为之复仇。兴平二年(195年),虞部属鲜于辅等率州兵并招聚乌桓及汉民数万人,大破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于潞(今北京市通县东)北。袁绍又遣麴义及虞子和将兵与鲜于辅合击公孙瓒,败之于鲍丘(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于是瓒地日蹙,退守易京(在今河北雄县西北),不敢出战。瓒在易京城内为围堑十重,于堑内筑京(大粮仓),积谷三百万斛。自言:“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以知天下之事矣”。可是到建安四年(199年)春,这个具有高台深堑的堡垒还是被袁绍攻克,公孙瓒自知无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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