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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记》谓“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太平御览》卷185布帛条说：“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刘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弔，并贡锦布”。刘备素日以汉宗室自居，视操父子为篡汉仇敌，但因吴袭杀关羽，攫取荆州，备将东伐，故偷偷向曹丕弔唁曹操之丧，并送锦布，以行权宜之计。正如曹操曾给诸葛亮赠送鸡舌香一样，故《典略》的记述可能属实。《后汉书》卷82下《左慈传》记有曹操“遣人到蜀买锦”之事，按操比较崇尚节俭，而且禁止穿锦，尚且有购买蜀锦之事，说明魏蜀之间实际贸易并不很少。就蜀汉而论，诸葛亮以赚钱富国为先急之务，自然乐于与魏贸易，且贸易品种也不会只限于蜀锦一项。《左慈传》还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薑”，于是，“语顷，即得薑还”。左慈即刻得到蜀薑之事，不过是玩弄魔术，进行欺诈，但魏境已有商贩出售蜀薑，则是完全可能的。诸葛亮曾经多次给孙权送去蜀锦，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历》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吴蜀既为与国，且有长江水运之便，故二国之间的贸易当较蜀魏之间为兴盛，自不待言。而蜀锦当能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赋》说成都市：“市■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以设想，蜀汉时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进行包括蜀锦在内的贸易必然较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只是史书失载罢了。
一、屯田的兴办时间和地点
江南广大地域，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水丰沛，然而人口稀少，可垦地多，农业发展潜力极大。自春秋战国以降，南方经济文化日趋进步。汉末中原战乱，人民大量南移，使孙吴在江南立国获得众多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Qī｜shu｜ωang｜三国之中，吴最后亡，孙氏在江南统治八十五年，通过广大军民的艰辛劳动，江南以至岭南的开发，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日后东晋南朝所以能够以江南半壁与北方经济发达地区相对峙达二百七十余年之久，是与孙吴时期的开发分不开的。
孙吴也和曹魏一样，政府一切开支除仰赖广大个体农民供给以外，还需兴办军民屯田，以补充军粮之不足。由于古代史家对农业生产记述很少，所以流传至今的有关孙吴屯田史料比曹魏更缺乏。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碎而模糊的史料，试为蠡测与缕述。据《三国志》卷47《孙权传》载：
黄武五年（226年）春，令曰：“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以上材料说明：长期战争使农民兵役、劳役负担十分沉重，生活至为困苦。所在少谷情况，使孙吴统治者感到颇有“增广农亩”的必要，从“陆逊表令诸将增广农亩”一语看，诸将均已从事屯田，但需扩大生产。至于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还需稍加讨论。据《三国志》卷58《陆逊传》载：
孙权为将军（在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陆逊传》言逊死于孙权赤乌八年（245年），享年六十三。由此推知逊始仕孙权将军幕府在建安八年（203年）。此后逊作过东西曹令史，估计逊出任海昌屯田都尉约在建安十年或稍后。但不能把逊任屯田官作为孙吴开始兴办屯田的时间。一般史家认为吴屯田晚于曹操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奇*书*网^。^整*理*提*供）我以为从孙吴的主客观条件看，孙吴也并非没有在建安元年左右已开始兴办屯田的可能。因为江南战争较少，许多地区有安定的环境可以屯田。据《三国志》卷7《吕布传附陈登》注引《先贤行状》载，徐州牧陶谦于兴平元年（194年）或稍前，表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广陵郡东阳县进行屯田。当时江东情况尚较广陵安定。陈登既然能在广陵屯田，孙策、孙权为什么不能在丹阳郡或吴郡屯田呢？诸如以下情况，都存在兴办屯田的可能，如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孙策渡江南下，将扬州刺史刘繇从曲阿赶到豫章，繇将太史慈遁于芜湖山中，自称丹杨太守，并“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此“屯府”可能即太史慈屯田处所，不然附慈山越何所食呢？太史慈被孙策俘获后，大受亲用。史言：“刘繇亡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抚安”之。慈完成任务后，孙策对刘繇旧部万余人如何发落，史未叙及，以情理度之，令之屯田，既为当时情况所需，即不能说没有可能。又如《三国志》卷46《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
（策）自与周瑜率二万步骑袭皖城，即克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
《通鉴》系此事于建安四年（199年）。至于袁术部曲三万余人徙吴后如何安置，据《三国志》卷55《陈武传》言“策破刘勳，多得庐江人，料其精锐，乃以武为督”。其他体质较弱的自可能令之屯田。当建安五年（200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继统其众，旧策所置庐江太守李术不肯事权，权攻克之，“徙其部曲三万余人”，这样多的降人，不令其屯田，又何所食？陆逊之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即系办理屯田，吴和丹阳两郡还有不少比海昌更为重要的军事、经济地点，岂有不早已开办屯田之理。孙吴的自然条件极宜屯垦，所缺的是劳动人手，当时江北人民既源源南下，而孙策、孙权又获得袁术、刘繇及刘勳等旧部曲，加以山越人民接连不断地被孙氏降服，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孙氏在江东立国之初，就会利用敌人旧部曲、南下流民和山越降人兴办屯田。我们对于孙吴举办屯田的时间，不宜估计甚迟。
从地理条件观察，孙吴屯田不可能有曹魏许下和淮南北屯田那样集中。原因之一是南方多丘陵山地，缺乏大的平原旷野。魏吴在长江中下游相对峙的情况是，吴军擅长水战，但因缺马，难以与魏军骁骑争逐于北方旷野，故吴乃防守有余，进攻不足，这就使得吴对魏采取了防守为主、攻取为辅的基本战略。纵然如此，长江中下游数千里，皆需设防，处处置兵，有兵则不能缺粮，因此孙吴屯兵之处，一般都令军士屯田。黄武五年（226年）陆逊上疏建议“令诸将增广农亩”，表明诸将已进行屯田，否则何以言增广呢？诸将不只在防地屯田以自食，得到敌人城池土地，亦往往就地屯田。据《三国志》卷51《宗室·孙韶传》载：魏吴经常交兵的“徐、泗、江、淮”间，双方“不居者各数百里”。由于淮南战争地带接近东吴，且吴军饶江河运粮之利，魏军则输粮线长而运艰，不能不收缩兵力，以免受到吴人掩袭。当时魏在淮南重镇合肥以南，只剩下一个皖城。《通鉴》卷67建安十九年载：
初，魏公操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吕蒙言于孙权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宜早除之”。阎（五）月，权亲攻皖城……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拜吕蒙为庐江太守。
《吴主传》记此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孙权得其地，自然会利用降民继续进行屯田。《三国志》卷26《满宠传》载：
（青龙）三年（235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魏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史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
皖城是庐江郡治，从其西北方向流来的皖水，经皖城东入长江，其入江之口叫皖口（在今安徽安庆市）。吴嘉禾六年（237年），诸葛恪镇压丹阳山越，获得“甲士四万”，他自领万人，“率众佃庐江、皖口”。又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