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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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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死铩N馓猎诮癜不涨鄙较匚鞅倍铩F呙叛咴诮癜不帐娉窍匚髂习僖皇铩1彼渭蔚v二年(1057年),刘敞写《七门庙记》,谓“七门三堰,灌田凡二万顷,实刘馥所造”。按刘馥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余年之久,刘敞尚见百姓庙祀刘馥,说明人民对修渠兴利者深厚怀念。赵一清谓:“七门三堰者,堰在县七门山下,所谓鸟羊堰、千功堰、槽牍堰也”。

(3)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浑于肖(今安徽肖县西北)、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二县界,兴陂堨,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贾逵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5)成国渠及临晋陂《晋书》卷26《食货志》谓:“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县),筑临晋陂,引■、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

(6)戾陵堨及车箱渠嘉平二年(250年),刘馥之子刘靖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他在幽州州城蓟县西北的水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分出来的水经昌平县往东至潞县(今北京市通县东),长约三十余里,称为“车箱渠”,渠水注入高粱河上游,共溉田万有余顷。

另外,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郡所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大约与此同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亦称“枋口”。魏明帝时,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肃武威、酒泉一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正始时,幽州刺史毌丘俭“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亦“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以上堨渠,多为溉田而建。还有主要为军用及航运而开凿的,如:

(1)白沟即宿胥渎(黄河旧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准备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源出山西,经今河南淇县流入黄河。操在淇水将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东入白沟。这个河口即称为“枋头”。白沟东北流至今河南内黄县城西,纳入自安阳方面流来的洹水后,与在其西的漳河并肩再向东北流去。曹操为了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爵魏公,实际即建立了魏政权。以邺为国都。为了加强邺与四方的联系,乃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县),往东南至馆陶县的利漕口流入白沟。《水经注》卷10《浊漳水》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沟的另一名称,清指清河,洹指安阳河)。

(3)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乌桓,患粮不继,乃凿以上三个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凿入洠樱ㄉ嫌渭唇裆澈樱掠窝笄搴又撂旖蛉牒#捌铰睬保淮記t河口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温榆水后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县而得名,泉州县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新河的开凿见于《水经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河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新河是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渠。渠的西口,自宝坻县盐官口承鲍丘水为源,东流至滦县注入滦河。

操开凿以上各运渠以后,中原与河北、辽东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后,即将视线转到经常与吴交兵的东南地区,故操及其后继者对从许、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凿。建安七年(202年),操为了清除河北袁氏势力,曾在浚仪(今开封市)修治睢阳渠,以为运兵输粮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军征吴,“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两度进军濡须口,都是走的水路。操为了对付吴、蜀两大敌国,末年终于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阳。因之许昌和谯县同为魏伐吴的后方重镇。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为了伐吴,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修讨虏渠(在郾城东),引汝入颍,以增加颍水水量。浮颍入淮,尤为曹魏后期水运要道。曹丕、曹叡统治时期,魏吴虽不时交兵,并无决定性的战役。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皇室均呈现衰落景象,只有司马氏方兴未艾,不论在兴农、用兵和人才旺盛诸方面,司马氏都能有所作为。具体事实之一即司马懿与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与屯田,其实际情况,前已多次谈及,现只再引用《晋书》卷26《食货志》所述邓艾修广漕渠的一段话: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由上可知,邓艾在颍、淮二水所修广挖深的河渠甚多,淮阳和百尺二渠也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这些河渠不只是运送兵粮的主要航道,也有益于溉田兴农积粮。

二、手工业和商业

(1)手工业

曹操对关系军国之用的煮盐冶铁手工业极为重视,他说:“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操刚起兵时,亲自“与工师共作卑手刀”。见者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操曰:“能小复能大,何苦!”后来操制成“百辟刀”五枚,谓之“百煉利器”。这种防身利器,只给太子曹丕及其他称意的儿子。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时,“绍作高橹,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操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仅此一事,即说明操平日注意研制武器对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古时,人们认为担任军器制造的官职,没有出息。操为此特地给司金中郎将王修写信,告以司金中郎将之职,虽低于军师,然而从建功立业观之,尚胜于军师。后操物色韩暨为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谓熟铁一石,即120斤),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史称“暨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三国志》卷15《张既传》言:“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动,扰扰不安,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水排和水碓,东汉时已有人制作。三国时又推广应用于边远地区,技术上也有所改进。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司马懿镇关中,曾“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曹操时铁尚不敷用,故“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盐的官营,尚早于铁。官渡战前,操使治书侍御史卫觊镇抚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卫觊给尚书令荀彧书,建议置盐官,施行盐业官卖政策,以积赀购置犁牛,吸引农民归来。荀彧即以卫觊之议报告于操,操从之,于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并令司隶校尉钟繇治弘农。由此关中外出农民归者益多,而关中诸将亦服从。此事前已引述。又如《三国志》卷27《徐邈传》言凉州刺史徐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全三国文》卷35载卢毓《冀州论》,提到“河东大盐”,即今山西运城市解池生产的池盐。足见当时地方官员对经营盐业也十分重视。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言曹操在邺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冰井台藏有冰、石墨,还有粟窖、盐窖。并言:“石墨可书,又然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炭,即煤。操藏盐和石炭于台内,说明对之甚珍视。

三国时,纺织手工业遍及家家户户,故操能施行按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操始有丁夫人,因故被遣送归家,后操往探视之,欲令俱归。夫人方织,踞机如故,终无一言。魏臣许允,以不党司马师,为师所杀,允门人走告允妇,妇正在机,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操之前妻与许允妇皆官宦人家之女,尚如是勤于纺织,一般民间织妇纺织之勤苦,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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