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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植杰
一、东汉后期宦官的擅权
东汉的历史,从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算起,到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代汉截止,总共196年。实际上,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开始,东汉皇帝便陷于军阀的挟制之中,全国一统的局面也随着瓦解,所以我们说东汉王朝的寿命实际只有165年。
在封建时代,无论那一个王朝,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性和腐朽性,统治集团内部总是矛盾百出,顾此失彼。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废除封国制,建立郡县制。秦始皇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皇位传至子孙万代。因之骄纵淫侈之心大炽,对人民的役使和榨取无所不用其极,诸如造宫室,修坟墓,求仙药,盛巡游,闹得民不聊生,海内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刘邦及其子孙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训,在地方上不断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内部经常将政柄交给母后和外戚,结果,外戚王莽篡夺了政权。刘秀统一中国以后,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刘秀和明、章二帝能够做到政由己出。其余各帝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继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扫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官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来一套外戚专权以至宦官擅势的过程。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官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宦官为什么这样嚣张?这是因为:
(1)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官大都出身于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没有声望和什么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
(2)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包围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们当作最可信任的人。
(3)宦官多自幼生长宫禁,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
(4)由于东汉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内官一般由宦者担当。而且还不断增加宦官的人数、扩大其职权。当皇帝年幼或腐化无能、执掌不起政柄时,宦官便乘机盗窃权柄。
(5)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者传达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并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宦官势力逐渐膨胀,形成了“群辈相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诛除外戚梁冀以后,“权势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个宦官因诛梁冀有功,同日被封为侯。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并用“回天”、“雨坠”等字眼形容宦官势力的强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掠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僣类宫省”。宦官苏康和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灵帝立,外戚大将军窦武与官僚士大夫领袖人物陈蕃欲尽诛宦官当权者,但事机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杀。这时灵帝才十三岁,完全是宦官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手中的傀儡。灵帝甚至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范晔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中叙述宦官的权势与为虐情况时说: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子弟支附,过半于州郡……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
由上可知东汉后期宦官之害政祸民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二、士人阶层的壮大及共与宦官的斗争
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预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合,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那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狱吏,对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还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加以打击。秦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君主专制。但实际上却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对立面。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驾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这对已往士风的矫正,无疑起很大的作用。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官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员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权,因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壮大之时,恰好也是宦官权势猖獗之日。顺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谄伪之徒,望风进举”。桓帝时,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举愚。”这样,士人的仕进便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