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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有可能出自张晓文的手笔？张晓文已经很久不到我家来了，对这一点我也有点奇怪：“大舅，你一回来，红卫兵咋就不来了？”“他来了我就收拾，他敢来！”大舅今年二十七八，身材中等，人显得很精干，在学校人称“浪子燕青”。据说，他这次出来是同学们千里迢迢赶到农场把他接出来的。他们需要他，他一回来，那些走资派就没有好日子过，而他对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报复：“毛主席为啥让造当权派的反呢，就是这伙人原先在位的时候，迫害群众，干了不少坏事！就象我，工农子弟，单位保送上的大学，可说我是投敌叛国，你不开除我，我跑到北京干什么？唉，毛主席还是英明，就知道这一伙不是好东西！”“你在学校打人了吧？”奶奶一问，大舅不说了。“你可不敢打人。咱有理说理，打人总是不对的。”“打人现在就没事！”大舅说道。
过了两天，巷口又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这回说的全是张凤莲的事情，而且还是章回小说的形式。第一回：贫家女误入窑子院，老嫖客偷摘迎春花。第二回：疯癫洞情结风liu僧，修房子偶遇张害怕……这无疑不是大舅的手笔，而且也偏离了斗争的轨道，但这却正是梆子井本来的面貌！
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个个看得津津有味。“都趔开，趔开！”大娃子拿个苕帚挤进了人群：“狗日的，谁贴的？我让你们看！”他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字报扫了个精光。很快，张凤莲也来了：“这是谁贴的吗，咋连个名字也不敢留呢？”没有人回答她。
梆子井的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那些老户一个也没有走，张子道还是每天去茶馆喝茶，邵主任见了人还是哈哈一笑，张风莲和李翠仙还住在她们那坐东向西的房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变。但是抄家时也发生了一件异事，都说在张子道的家里抄出来一件东西，不是金砖、不是金条，究竟是什么，张子道不说，人们也不好去问。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就有人说，这件东西和毛主席还有关！这就更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张子道爱到茶馆来，大家就撺掇着毛老三问：“你问他，他总说呢。”毛老三推脱不过就坐到了张子道面前：“到底是个啥吗？你给我说一下，让我也见识见识。”“也没啥。”张子道啜口茶说：“就是几个字。”“几个字！”众人张大了嘴巴。“几个啥字吗？”毛老三给张子道又添了点茶。“唉，这说起来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几十年前的事才好听呢，你慢慢说，甭着急。”于是张子道娓娓道来……
张子道，一九零零年生人。十八岁那年他考入了燕京大学。当时的中国就像一艘破船在大海里漂泊，凡是有志青年都关注着它的命运，张子道也一样，四处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知识界也满足了这种需要，各种各样的主义满天飞，有本国的，也有舶来的：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等等，那可真是个主义的年代！学校的图书馆是他和同学们常去的地方。有一天，图书馆新来了一个助理员，有二十五六岁，身着长袍，象一个乡下人。他分管着十几种中外杂志，这些杂志介绍了各国的社会变革情况，张子道酷爱这些杂志。时间一长，他发现助理员还写着一笔好字，字体飘逸潇洒，刚劲中透着阴柔，行笔间露出性格。他也爱好书法，他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助理员崇拜李大钊，向他灌输了一些共产主义的道理。在此之前，他也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可助理员说的共产主义却和无政府主义相差无几：什么没有国家、没有议会，只有一群布尔什维领导的民众……究竟二者的区别何在，助理员也说不清。所以张子道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对他的字倒是颇欣赏。来年三月，助理员突然要走了，毕竟在一起相处了几个月，助理员写了几个字作为留念：“书为师长，民为父母。毛润之。”
助理员走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张子道和同学们一起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家，为此他被勒令退学，不久就回到了古城。过了十年他在报纸上看到，当年给他写字的毛润之竟然带着一帮人上了井岗山，搞起了土地革命，看样子还搞得轰轰烈烈，不然报纸不会披露。最后他在左下角看到，国民政府出三十万大洋要该人的头颅！尽管如此，他还是把那幅字保存了起来。然而他压根儿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毛润之，就是这个当年谁也瞧不上眼的助理员，居然领导着民众夺取了政权，成为了全国人民爱戴的领袖！而他珍藏那八个字，一半是出于爱好，一半则是性格使然。他认为，为人不能因人的境遇取舍：人背了你跟着拿脚踩，人兴了你帮着凑哄，始终如一，是他做人的原则。所以，当毛润之成了*，成了一代伟人后，他并没有把这八个字拿出去炫耀，还是象以前那样把它珍藏着。当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抄出这八个字时、登时瞪大了眼睛，仿佛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地富反坏而是皇亲国戚——那飘逸的字体，因为这场革命他们已经很熟悉！他们看着那八个字，就象看到了圣旨，只差跪地叩头了，最后，竟唯唯喏喏退出了他的家。
“现在那八个字在那儿呢？”张子道一讲完就有人提出要看看那八个字。“红卫兵拿走了。”“毛主席给你写的字，他敢拿？”“就是的，凭啥吗，就凭他是红卫兵！”“你应该问他去要。”还有人问：“毛主席给你写那八个字没写是赠送给你的？”“没写。”“哎呀，那可谁拿下就说是给谁写的了！”最后毛老三说：“毛主席给他娃们写字干啥呢，再说那会儿还没有他们呢。”于是众人各自散去。
这件事传到奶奶的耳朵时，她对大舅说：“过罢年我想到你二姐的部队去一趟。”“你现在去啥问题也解决不了，学校现在都乱着呢。”二姨生前的部队是一所军事院校，据说在北京。“它总有人吧，李干事总在吧。”“拿事的都没在，跟俺学校也一样。”“不管咋说，我还是得去一趟。”“都十年了，你现在去能解决啥问题？”“唉，你二姐死得不明不白，说是病故，我咋就想不通呢。”“你想不通又能咋，你能把医院的诊断书推翻了？”“唉，你二姐走的时候好好的，最后咋能得个心脏病死了呢？”大舅没有说什么，奶奶继续说：“我去也不给他要啥，就让学校给我个说法。”“说法早都有了，病故。”“病故我想不通么！”实际上，不管是病故还是牺牲，最后也都是给点抚恤金，它们的区别似乎仅在于门口的牌子，病故吗，是革命军属；牺牲则是光荣烈属。不管是军属还是烈属，至少红卫兵都不会来找你的事，可是奶奶的门口却光秃秃的，于是红卫兵就来了！听说当初民政局是要给奶奶挂一个军属的牌子的，可是奶奶却拒绝了，我想，这也许是奶奶这个军属和其他军属的含义不同吧？虽然如此，逢年过年民政局还是会给奶奶送来慰问品。但是现在，奶奶的身份就有点不伦不类：既是革命军属又是资本家太太，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从奶奶家的房看，爷爷当年是资本家似乎是无疑的，但二姨是革命军人也是无疑的，而且至少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的家属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遭遇？现在看来，这次受冲击最烈的就是奶奶和李玉梅了，张子道和吴茂山游完街后也就没有什么事了。而张子道，自从在他家抄出了那件东西，不仅红卫兵没有再去骚扰他，连邵主任见了他也叫革命老人，从反动官吏到革命老人，这个变化仅在一夜之间。可见当今社会，没有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是绝对不行的！
奶奶执意要去北京，并且为这件事做开了准备。她打开床头那个木柜，取出了一些有关的信件。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王玉娥同志：来信已经收到。第二天我们即派专人追查责任问题，过错将进行近（进）一步检查，待检查后逐复。最后，请你不要过于难过，好好保重身体，抚养孩子，此事我们将继续了解。至于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义请尽量向我们提出，我们将尽量帮助解决。致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一九五六年，某月某日。”凭心而论，这封信的口气还是挺恳切的，态度也很诚恳，但是现在，奶奶就碰上了困难，不知你们能不能解决？
“解决不了，”大舅说：“要解决早都解决了。”“解决不了我也得去一趟，再说，也多年没去了。”从那封信的时间看，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里，奶奶确实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