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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他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使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夜里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的消息。每适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徐海东。1947年9 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的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
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一首诗：“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
1950年8 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 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 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 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 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 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 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
回忆父亲——徐海东 徐文伯我于1937年生在红军第十五军团，是党和人民把我哺育成长起来的。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三十三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优秀的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对我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永远记在心中爿：指导我如何去生活和战斗。因篇幅有限，也很难用文字把所有事情表达出来，卜面只回忆儿件难忘的事：一、我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公仆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届‘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负责警卫我父亲的特二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刁；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1955年在大连市的时候，得知党中央授予他大将军衔的消息，当时正好周总理因公去大连，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恳切地对前来看望的总理说：（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大将军衔，心中有愧，我请求党中央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
总理听了，亲切地说：侮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父亲听了总理这番话，感到更加不安。他说：俄感到太惭愧了，我是人民的公仆，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
二、革命需要文化，需要知识父亲出生于一个窑工家庭。他做了十一年窑工，只念了三年私塾。1925年入党后，在革命队伍里，他一直很尊敬和他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知识分子。他经常说：“我就是受知识分子出身的吝积堂同志的影响，在他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主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教师们。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他见到王伯伯，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教师，您好！“1943年，在安徽淮南抗日根据地，一天宋亮叔叔（后来我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来看望父亲，父亲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总督促他们学习，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的话两天学一个也行。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执行任务呢？”并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对战士们的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说：“我们的战士没有文化，光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行的。有文化才能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
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病中，对保卫他的特二连指战员的文化学习要求很严格。他专门调来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文化教员讲课，并经常对他们进行文化测验。部队行军，每个指战员背包后面都写着一个大字，后面的人认前面背包上的字，这样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当时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1938年11月，父亲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向毛主席提出重返前线的要求。因父亲当时正在吐血，毛主席没有同意。父亲又向毛主席提山可不可以进学校学习的要求。毛主席同意了，并要他一边学习一边养病，这样就进了延安马列学院。当时，父亲虽然九次负伤，已是二等残废，又加上肺部出血，但他非常珍视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学习机会。他起早晚睡，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读了《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的轮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还经常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经过学习，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提高。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他总是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