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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我们来一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10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伕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的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求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地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的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了。”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