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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接着又吸另一支，我对翟丕翕说：“丕翕你冷不冷？你若冷，我把大衣给你穿？”
“不冷，我的棉袄挺厚。”
“穿我这个皮大衣吧！”朱同志从身上把一件羊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翟丕翕。翟丕翕坚决不要，朱同志一定要他穿，我说：“朱同志叫你穿就穿吧，不用客气。”
我对翟丕翕说话的意思是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听一听他的话声是不是很紧张。想法子打破这紧张的局面，故而利用了大衣的题目。想不到朱同志真的把大衣脱下来给了翟丕翕。这样一来我心中安定了，这是上车站，绝不是枪毙我们。真的要枪毙，还怕冻着？由这一点，我问杨钧：“杨钧，咱们上车站的路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条路。”
朱同志问：“你们谁在吉林住过？”由这就开始聊起天来，不但不紧张，也不感到寂寞了。胶轮大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我心想：“谢天谢地，平安到达。”
注：
① 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建于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中将，1949年被俘，1975年特赦，现全国政协委员）为强化东北及长春地区的反共力量，巩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扼制共产党力量在“北满”的扩展，签呈陈诚，而建立的特务机关。
督察处对外由第一兵团司令部，长春警备司令部领导，对内由保密局沈阳督导室和保密局长春站操纵，因此亦称保密局长春督察处。
长春督察处下设秘书室、督察室、侦审室、第一科（情报科）、第二科（总务科）。
督察室为督察处的核心科室，外勤活动的指挥部门。督察处的大量活动均由该室执行，如搜集情报、侦察跟踪、检查搜捕以及行刑等。该室编制上校督察长一人，中校督察主任一人，督察员数人，以及遍布各个角落的巡查队，哨卡，检查所及警卫分队。上校陈毓 、李冷、关梦龄、陈牧先后充任督察长。
该书涉及督察处的人物，除督察长关梦龄外，有安震东（少将，第二任督察处长，后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处决），张国卿（少将，第三任督察处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陈牧（上校，先任督察处侦审主任，后任督察长，解放后处决），陈寿岚（中校督察主任，解放后处决），印匡时（上校秘书主任，解放后处决），郭子襄（少校督察员）、翟丕翕（中校侦审主任）、杨绍林（中校情报科长）、董顺球（中校情报科长）均被处决；陈哲（中校总务科长，捕后释放）。
② 保密局长春站：建于1946年3月，原称军统北满站，戴笠死后，改称保密局长春站。长春站是军统在“北满”的特务核心，军统在“北满”的各特务组织以长春站为轴进行特务活动，督察处亦在其中。长春站对督察处的领导是全面的，同时又是原则的，督察处既在长春站领导之下，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特务组织在蒋管区大肆镇压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在解放区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派遣特务，设置潜伏小组，搜集情报，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第二章 该杀当死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4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旗，今天是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20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门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9点钟，我们大家就躺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来一盒纸烟，一盒火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着。7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什么？过了20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