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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又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
老戴讲到这里，我问：“你看《战争，让女人走开》的电影么？他摇摇头，似乎很不解我怎么突然问起这无关的问题，我给他讲了这电影里的故事，他哈哈大笑，并且立刻说出了这电影编剧的名字，因为他也曾经和作者摆谈过这事。
既然故事都进了电影，我就再给你讲一段这故事以后的故事吧。
两年多以后，我的孩子快五岁了，他妈妈又带他来部队看我。
在昆明南行的小火车上，她遇见了北京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团长李素静是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她见我爱人身体单瘦，一脸病容，便和她闲聊开来。我爱人也是先和她谈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经历，李老师听着听着，已经很感动了，她问：
“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的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都是鲜花迎接征战归来人
………王佐明（团长）
有个战士叫梅德文，贵州纳雍农村人。战场上负伤，按伤残级应给他安排个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实。他一级级找，最后找到县。县里一位领导问：“谁叫你去当兵的？”
“我志愿去的。”
“那你找我们？”
“我是为了保卫国家呀！”
“那你去找国家！”
这个战士无奈，又重返部队，见人就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着：“打仗是最可爱的人，负了伤是最可怜的人，回去是没人管的人呀！……”把新战士吓坏了。
能怪这个战士么？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我们不要同情；只要社会公正
………张多周（连长，者阴山主峰攻击连排长，“士官生”）
军校毕业时，我21岁。两个月后就接受临战应急训练，接着又随我们副营长深入敌境侦察，攻打者阴山时担任主攻连的主攻排长。
我们副营长叫唐本清，四川重庆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属在麻袋厂上班，厂里离住地很远，上班要坐公共汽车，还要坐船，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还得背上刚生下的孩子，披星戴月，顶风顶雨。唐副营长有空就掏出孩子的照片看，眼里闪着又甜蜜又酸楚的光。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愿，“死我不怕，上级能叫我们上战场的人，每人填一张表‘你有什么要求’？然后研究一下这要求是否合情合理，适当解决一下就好了，我也就安心乐意去死了。”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