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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将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于未婚妻赤诚炽热之爱，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我给未婚妻写了信，如实说了我的伤情，要她速来。同时我千叮万嘱，对我妈妈只说我来到昆明学习。我写了“我只希望你一人来，只有你能抚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伤疼与思乡之念！”
我把这封信给小J看了，她照样来，但来得不勤了。不久，她去了外地演出。
我天天盼着未婚妻来，从早到晚眼睛没离开医院门前的林荫路。但她不仅人没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
后来，我的母亲来了，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我与妈妈姐姐拥抱时，我含泪的眼仍盯着病房门，姐姐说：“看什么，她不会来了！”
姐姐告诉我，她和别人好上了，正忙着作结婚准备哩。
我根据姐姐提供的情况，掐指一算，我的“未婚妻”和别人交换彩礼的日子，正是我倒在敌人冷枪下的同一天，那一天是4月28日，我刚好满21岁。
小J从外地演出回来了。我在她回来前得知，她和一位英俊而有为的运动员好了。我对她说，我的未婚妻来过了。我们相互表示着“热烈的祝贺！”
我不埋怨她们中任何一个。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的安慰！我也不埋怨命运，我还年轻，面前的道路还长着哩！
战争，女人怎么走得开……
………王昌群（地方商业干部，烈士的母亲）
1979年，我老大刘光去打仗，我心里着急，但嘴上不说。白天上班，晚上睡不着。他爸爸那时在文山军分区当副司令，也到前面去了，都是几个月不见一封信，一个电话。我快疯了！
不久听说，前线要撤军，商业系统要抽一些理发、照相的人员到前面服务。我向文山商业局领导要求去带队，其实是想早点知道儿子的音讯，早点看到他。
部队多得很，找到儿子的连队不易。我饭也没吃，晚上悄悄跑到烈士陵园去看，划着一根根火柴照着木牌墓碑，火柴划完了，我的心碎了，腿软了，最后昏倒在那里。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我的刘光。
我找到他们团。一个干事说，刘光他们的侦察连还在那面，要最后撤。我好说歹说，要了伤亡登记簿看，还是没刘光。
又等了几天。我自己也知道心跳不正常，常常瘫在地上，脑子明白，手脚不能动，还不敢对人说，想着死也得等到儿子的消息。
那一天凌晨四时，我听到刘光喊：“妈，我回来了！”我以为是梦，还真是他！他头发多长，胡子也长出来了，奶声奶气又还是个孩子，多高兴地讲，他们连队打得好。
战后，刘光提为排长，保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走前他叫弟弟刘明给他的女同学段林送去一封信和他的战场日记。日记中写道：“为了祖国，我敢于流血献身，我死无遗憾，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向她表白我的爱情……”
刘明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吃惊，因段林比刘光大两岁半。
段林开始也觉得年龄不合适。
刘光又给她写信，讲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年龄不是问题。如你不爱我我就从此不打扰你……”
他们开始在一块散步。我想说服刘光，他说，除了段林，我谁也不谈。我又找人做段林的工作，她回答，我们已决心相伴走到生命的尽头……
老刘找儿子谈：“你们喜欢我们也喜欢。”规定了几条：“她比你大，女同志显老快，你现在喜欢她，将来也要喜欢她，要爱就爱到底；你现在要到南京学习，学习回来还要工作几年才能结婚。”刘光答应了：“爸，我们说定了，谁都不许反悔。”
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请了段林父母来作客。她父母工农本色，说话很实在：“这不现实，不班配！”老刘说：“我们都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刘光在南京学习，回来度假和段林形影不离，感情很好。
刘光成绩好。前年（1985年）12。9，他学院邀请我去作报告。他的教员都对我说，刘光各方面都表现好，学习成绩全优，跳高跳远游泳也是第一，有的记录至今还没人打破。
学校要留他，他坚决要求回连队。老刘也支持他：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是在基层锻炼成长。他回到云南，省军区要留他，因他学的侦察，那里需要他当教员。他不干。人家还来动员他爸爸作他的工作。他爸对他说：“人家确实需要，不是照顾，也不是走后门，你就服从吧！”我说：“如今谁不是往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