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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四年，老舍紧张而又忙迫。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从事教学工作“总求无愧于心。这么着，平日的时间便完全花费在上课与备课上，非到暑假不能拿笔写自己的东西。”（注：《我的暑假》，《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这样，暑假本该休息，他却忙起来。一九三二年暑假，他头缠毛巾，肘腕子下垫着吸墨纸，以防汗水湿透稿子，以每天两千字速度，赶出了十多万字的《离婚》。也是一年的暑假（一九三四年），冒着屋里九十度（华氏）的炎热，昏昏忽忽，左手挥扇打苍蝇，右手握笔疾书，汗顺着指背流到纸，赶完了《牛天赐传》。老舍戏称这种写作生活：“往好里说，这叫做努力；实际说来，这是‘玩命’！”
济南四年，老舍创作成果甚丰。除《大明湖》外，长篇小说还有三部：《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短篇小说《微神》、《黑白李》等十五篇结集为《赶集》出版。此外，他还在《论语》、《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幽默诗文，后结集为《老舍幽默诗文集》出版。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老舍还曾经把他讲授《文学概论》时的讲义整理成书，由齐鲁大学内部印行，以讲义的形式发给了学生。这本题为《文学概论讲义》的学术著作，老舍后来并未公开出版，这也许是由于作家的自谦吧？他说过，“文艺理论是我在山东教书的时候，因为预备讲义才开始去读的；读的不多……”（注：《读与写》。）但是，这部讲义的内容却告诉我们，老舍不仅是一个富于独创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个在艺术理论上富于创见的批评家。《文学概论讲义》凡十五讲，分别阐述了文艺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对中国历代“文说”的得失，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创造、文学的起源、文学的风格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此外，对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的倾向以及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也都做了简要的分析。老舍认为，“文学与别的艺术品一样，是解释人生的”；艺术品虽然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但它同时又是“美与真理的再生”；作家应该“从社会中取材”，应该善于“捉到常人还未看见的问题，而且会表现大家要嚷而不知怎样嚷出的感情”。“文学是时代的呼声。”这些艺术观点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当然，由于当时的老舍还未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难免有不够正确或不够全面的地方。这些都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来看待，不应该苛责于老舍的。
济南四年，老舍的创作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普罗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都给予老舍以深刻的影响。他曾经讲过：“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合着理论，在创作上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注：《老舍选集·自序》）在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他的作品的内容日趋深刻，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也越加沉实有力。《猫城记》固然有“讽刺了前进的人物”（注：《老舍选集·自序》）的缺点错误，但是它的更主要的篇幅却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暴政和投降卖国的罪行的，其它如《离婚》涉及到国民党的特务制度，《老舍幽默诗文集》中的不少篇章直接指斥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不抵抗主义。这些作品，都不是“兴之所至”的即兴作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之作。
第七章 忧愤．迷惘．追求——《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
《猫城记》是老舍回国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老舍创作道路上，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却是一部不容忽视的重要作品。它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现代》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八月）上，至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载完；一九三三年八月现代书局初版印行。
《猫城记》出版五十年来，人们对它的评论是众说纷云，极不统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作品的成败得失。
《猫城记》出版以后，较早出现的重要评论，当以王淑明的文章为代表。王淑明的文章发表在《现代》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上，看作者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约当于《猫城记》出版后两个月。在这个评论中，指出了《猫城记》的成就：它同张天翼的《鬼土日记》“都是属于所谓一般的讽刺文学。虽则他们所讽刺的对象，尽管不同，一个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但是两个人都能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则又恰恰都是成功的。”评论作者认为，这部作品“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它是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对于作品的缺点，评论作者认为，作品借那个火星上旅行的外国人之口，一再悲叹的说，这个民族的复兴，是无望了。这样的论断，“有些以偏盖全，以部分涵盖全体，所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因为“在那黑暗的一面，也别有其新生的一面”。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几乎是同时，李长之也发表文章，肯定了《猫城记》的成就，并将老舍与鲁迅从讽刺风格上加以比较，颇能发人深思，是《猫城记》评论中很应该引起注意的意见。（注：详见李长之：《〈猫城记〉》，见《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1934年1月1日）。）总之，这些评论对《猫城记》都是基本肯定的。
老舍是个严肃的作家。这个作品尽管当时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并不认为凡是自己创作的都是成功的作品。他在两年以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了《我怎样写〈猫城记〉》这一篇总结自己创作经验的文章。他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也认真地回顾和审视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指导思想，他承认这是本“失败的作品”，这不仅因为《猫城记》缺少幽默，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老舍对自己是过于苛刻了。但是，从中也透露出老舍锐意求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旧中国的改造发生积极影响的强烈愿望。应该说，这种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创作，力图跟上时代主潮的积极态度，正是他后来所以能够逐渐同人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主观因素。这种严肃的态度到了建国初期发展为一种自觉的革命责任感，他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考虑越加严格。当他一九五一年编定短篇小说的选集时，明白地宣布不再重印这本书，并说：“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注：《老舍选集·自序》。）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老舍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这个作品，他还是有分析的，他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说得很清楚，这个作品的肯定的一方面是“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这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具有一定认识价值的；这个作品的错误在于“也讽刺了前进的人们，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注：《老舍选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