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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党最早进入清政府“视野”的，当属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南御史陶澍上《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子匪徒》奏折，他报告说，有不少凶横不法的“红胡子”匪徒，系“白莲教”漏网分子，“人以其凶猛，故取剧中好勇斗狠、面挂红胡者名之……（这些人）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可见，当时俗称“红胡子”的捻党，乃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组织，不仅有白莲教教徒，还有失业乡勇和地痞恶霸。
嘉庆年间，清朝社会衰兆已经明显，地方蠢蠢欲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民间组织门类繁多：顺刀会、虎尾鞭、八卦教、义和拳（注意这个组织，它早在嘉庆时就有，并非八国联军时的“新鲜事物”），当时，这些黑道组织“横行乡曲，欺压善良”（《清仁宗实录》），而且截抢私盐（典型的黑吃黑）。在湖北，捻子称为“白撞手”；在安徽、江苏、山东一带，由于他们挟厚刀插带腰间，又称“拽刀手”。
除了“结伙”被称为“捻子”以外，由于这些人常常“捻纸燃烧，毁室劫财”，或者聚众捻香闹龙戏，都是“捻子”的外延，人员越扯越广。
捻党大兴于淮北地区。此地历史上一直就民风剽悍，尚勇争，好恃气，动辄鸟枪大刀亮出，械斗和仇杀成为常事，加上宗族势力强大，都为捻党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由于“潜规则”使然，世路难行钱作马，捻党在地方政府中耳目众多，稍有风吹草动就遁于无形，官府根本搜捕不到。长久敷衍，终成大患。
从早期械斗仇杀吃大户开始，逐渐发展下来，捻党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成员成分混杂，兵勇、小偷、船夫、灾民、衙役、失业农民、手艺人以及为恶一方的中小地主和落魄秀才，无不借捻党力量企图风生水起实现个人抱负。但是，捻党与天地会、拜上帝教有一点最大不同：它不是以宗教面目招集成员，只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来当幌子，组织形式也谈不上严密，参加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当然，捻党的发展确实是个由量到质的演变过程。他们最早是数十上百人结帮持械“吃大户”——往往叫花子一样闯入大户人家门外，乞求酒食。酒足饭饱后，放响炮三声，啸呼而去。而后，他们就开始在水陆隘口设路障收买路钱，如果见到是远方富商，往往行劫害命，称为“打闷棍”。他们还常常抢掠私盐贩子的货物，黑吃黑不亦乐乎。
日后，见私盐利大，捻党有不少人便以抢劫者变为走私者，他们的东西当然没人敢抢，由此获利颇丰。走私以及武装打劫掠得财物后，一半归捻首，一半大家平摊。待数日所抢东西挥霍一光后，大家重聚，捻首大叫一声“装旗！”于是合伙再出去抢掠。
发展到最后，捻党就开始公开抗差抗粮，和政府正面发展冲突。也正是从这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正视这些人。
道光初期，安徽巡抚陶澍镇压捻党最得力，在省内严密布控，禁止捻党公开活动，杀掉不少带头闹事的人。此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旧大力缉捕捻党和白莲教徒，一时间捻党大有销声匿迹之势。
道光九年河南旱灾严重，灾民饥民遍地，各地的捻党随之大起，最后发展到淮安、庐州等地捻党用大炮、抬枪进行大规模武装抢劫的事情。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威望日降，内部统治虚弱，各地捻党的抢劫、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并时有冲入官衙劫抢官银事件的发生。
道光二十七年，山东捻党已经有不少上百人的大股武装，头目们自号“仁义王”、“顺天王”、“大将军”，哄哄乱起，大有明末之风。
有组织有编号的队伍——由捻党到捻军
一人呐喊，天下大乱。每个王朝末期总是这样，社会矛盾发展到极致时，总要先出来一个挑头的，然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出现。洪秀全在广西搞事，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党乘机大起。咸丰二年，由于皖北饥荒严重，张乐行趁机拉起了万把人的队伍。
张乐行是安徽雉河集人（地处蒙城、亳州交界处），他本人不是穷人，乃一方地主出身，为人慷慨侠义，多招亡命不法之徒，完全就是个“水浒”人物。
刚起事时，张乐行倒不是反官府，而是同河南永城一带的地主团练武装“老牛会”（因白布裹头又称“孝帽子会”）有仇而相互厮杀。
双方仇杀原因，其实因张乐行一方引起。他的族人走私私盐时，在回程途中顺手牵羊偷了数百只永城当地人的羊。这帮人得便宜卖乖，他们再次偷羊时，被当地人抓个正着，把十八个人立时送进县城监狱。
张乐行很仗义，马上纠结大批人马入永城劫狱。这下影响很大，各地捻党见老张如此仗义有胆，纷纷前来依附。
与此同时，河南、山东、江西、安徽的捻党大头目纷纷扩大队伍，划分地盘，开始向清朝的地方县一级政府展开进攻，强迫地方大户缴纳“保护费”。
太平军进入江南后，长江以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捻党闻风而动。
咸丰三年初，安徽捻党杀入安徽合肥县衙门劫走党羽一百多人，日后，这些人皆成为捻军的骨干力量。
太平军克南京后，张乐行不甘人后，很快成为淝河、涡河流域的最大武装势力。
而后，定远的陆遐龄聚捻众起事，有人众二三万，人称“陆王”，淮上大震。
清朝官员周天爵和袁甲三很能干事，他们迅速到安徽剿捻，致使捻党成员遭受重创。
张乐行见势不妙，忙向政府“投诚”，配合清军打击其他“捻匪”，帮助政府攻灭了陆遐龄部。
本来，张乐行已经成为周天爵手下衙役长了，但因清政府无钱发饷，不得不把招安的捻党尽数遣散。
张乐行“下岗”，回到雉河集老家。
不久，太平军北伐，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五省一路北上，这一来，各地捻党借势复大起。张乐行重扯大旗，加入造反行列。
其间，清朝干吏周天爵病死，捻众闻之兴奋，阜阳、亳州等数处捻党聚集一处，各称大王，甚至有称“兴国王子”、“齐天大圣”的。他们四处焚掠攻杀，势如破竹。
清廷震惊，忙派袁甲三代替周天爵专办剿捻事务。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人。看见“项城”二字，肯定有读者眼前一亮。猜对了！此人乃“袁大总统”袁世凯的叔祖。
袁甲三乃道光十五年进士，道光三十年已经做到御史、给事中，在朝中当言官。此人不畏权贵，连满清郡王载铨和权贵恒春都敢弹劾，名震中外。漕运总督周天爵死后，清廷加他三品衔。他自己辞去“署布政使”一职，专心治兵剿捻。
虽身为文士，袁甲三长于兵略。他连战连捷，在雉河集等地重创捻军，俘杀孙重伦、马和尚、陆老凤、江邦位等人，其中三人，乃是捻军“四大天王”中的人物（孙重伦不是）。
袁大人力度够重，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苏北、河南、鲁西南、山东等地捻军此起彼伏，一刻也不让清政府消停。由于捻军“散则为民，聚则为盗”的特点，袁甲三想根除他们，难度确实非常大。
此后，太平军北伐援军行进时，河南的捻军死灰复燃，起哄之余，他们与当地团练和仇家四处相杀，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各方基本上没有什么“正义”和“对错”可言。
咸丰四年，张乐行与亳州捻首王大柱、苏天福等人开始仿效太平军建制，统一装束，头裹红巾，身穿号衣，各自称王（张乐行称“大汉永王”，苏天福称“太平天”），开始打造捻军“正规军”。
袁甲三很能干，他发军在雉河集、义门集、西阳集一带大败张乐行等人的同时，还招降了李士林部捻军数万人。
随着太平军北伐的失败，捻军活动处于低潮。
咸丰五年，各路捻军在雉河集会盟，共推张乐行为盟主，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多种官职，并建立了黄、白、黑、红、蓝的“五色总旗”制度，总旗各有首领，称“大趟主”，总旗下有“大旗”，首领称“趟主”。每个“趟主”手下人数不一，少则四五千，多则数万人。总旗之下，又分“五色镶边旗”，乍看行制，很像满清的“八旗”制度（其实完全不同）。
这些武装一直保持流寇行为，不备军粮，出则焚掠，被打败后就四散隐蔽，仍旧为“良民”，在家耕种。
会盟之后，张乐行出手不凡，率手下三万人在亳州的泥台店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