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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位（石达开）的地位如今仅次于第一位（洪秀全），他一直深居简出，所有的请示都以书面形式交给他，答谕则贴在他住所外面的墙上，所有的官员第二天早上去看批示。我们曾一次看到50份这样的答谕。
第六位（石达开）让他的侄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统领芜湖和太平府的军队。我们第一次进城时就感到南京非常沉闷，此次回来后更感到如此，城内的外观似乎还会变得更糟。但是，中国人是很富有活力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因此，我们想南京会在几周内恢复它从前的生气。
……
对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中止了一切宗教活动。在此后我们外出征战时依旧如此。但当我们回到南京后，他们已恢复了宗教活动，像往常那样举行宗教仪式。我们见到第二位（杨秀清）王府中的500名妇女均被斩首。
我无法说出南京居住着多少人，街道上总是挤满了士兵，尽管已有不少人被杀，却让人觉察不出。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当行走到距离南京大约20英里时，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鸣声，从声音的方向我们推断是在城内（尽管距离太远，我们有可能判断错了），是由第六位（石达开）正欲除掉第一位（洪秀全）而引起的炮击，他们已告诉我们此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一天。除非出现纷争，否则城里不会发生炮击。
第一位（洪秀全）的王府前有两尊漂亮的发射12磅炮弹的铜炮，炮身标明马萨诸塞州1855年造，美国橡木制成的炮架，铅色涂抹，配有马来树胶的震垫。我们常被叫去解释撞针的用途。该炮的撞针和其他配件都十分完好。炮塞上的塞圈相当新，表明此前清军极少使用过这两门炮。上海的许多清军对这些炮都很熟悉，叛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它们，并移送到第二位（杨秀清）处。从我们最初进入南京城直到他死去，第二位（杨秀清）一直是该城摄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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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水尽血流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1935年初夏，中央红军疲惫之极的数万将士，在国民政府军队围追堵截中，遁至大渡河畔。大渡河，乃岷江支流中最大的一支，河水湍急，两岸群峰夹峙，处处险峻，远远望之便让人不寒而栗。蒋介石先生闻知情实之后，欣喜无限，迅速调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四川军阀部队共十余万人，南攻北堵，兴高采烈地向手下人宣称：
“此次誓要朱、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太平天国石达开的覆亡，殷鉴不远，距中央红军到达大渡河的时间，仅仅72年而已。
朱德、毛泽东当然不是石达开。这两位，一位是四川仪陇客家人，一位是湖南辣椒汉，他们面临着比当年石达开还要危险的局势。当时山洪爆发，河水汹涌咆哮，大渡河给人插翅难飞的感觉。
朱、毛计奇量大，不拘泥于行军规则，他们指挥中央红军派出少部分军队自安顺场以小船陆续渡河，主力部队不慌不忙沿大渡河自安顺场北上疾走，然后两岸相互声援，强攻400里开外的泸定桥，最终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渡河，成功上演了绝地反击。所有这一切，使得包括蒋委员长在内的时人皆瞠目结舌。
由此，追思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当时他为什么会身陷绝境最终成擒呢？是运气？是决策失误？是诅咒？还是地理因素？
勇悍出柙红虎——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石达开的先祖是广东兴宁县人（兴宁的客家话很拗口，他们说普通话时就可以从其口音中听出），至其高曾祖那一辈，迁至广西桂平白沙。石达开之父石昌辉，再迁移到贵县那帮村。从家庭成分上面讲，石达开应该是“富农”出身。虽然他自称是“耕种为业”，并非表明他本人真的种地干苦活。这和诸葛亮的“躬耕于南阳”是一个意思。客家人十分勤快，即使家里有田有地吃穿不愁，石达开少年时仍旧四处贩卖生活用品以及牲畜来挣外快。他还暗中贩卖私盐，赚取银两贴补家用。
洪秀全、冯云山1844年在贵县传道时，石达开年方14岁，已经非常沉迷手中拜上帝会那些免费派发的教义书，埋头苦读“教义”。
于是，凭借家中财力，石达开在村内组织拜上帝会分支机构，招引许多年青人秘密练习武术，附近乡村数百名农民在他的争取下入会。金田团营期间，他率一千多生力军携械赶往金田报到。洪秀全等人见之大喜，不仅让他负责操练士兵，还让他管理拜上帝会的财务。此后，太平军一路杀伐，石达开均身先士卒，出力尤多。在象州击败乌兰泰，在长沙水陆洲大败清政府军，以及日后的武昌、安庆、南京等数次大战，刚刚20岁出头的石达开锐气正盛，有智有勇，给清军留下深刻印象：“与清军大小数百战，独（石）达开所部未尝挫，清军称之曰‘石敢当’，所至争避之。”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到安徽“诛妖安民”。转年，太平军西征失利，石达开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特别是九江湖口一战大破湘军水师，使得曾国藩差点跳水自杀。屡战屡捷之下，石达开极大拓展了太平天国在江西的占领区域，共有八府五十余县落入太平军掌握。1856年，他又回师加入击毁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战果硕硕。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诸将帅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本人精于谋略，有政治眼光，智在杨秀清之下，勇在萧朝贵之上，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对他都有正确的评价和估计。曾国藩讲：“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达开）为最谲。”左宗棠讲：“石逆（达开）之来犯江西也，传檄远近，江西士民望风而靡，千余里间皆陷于贼。贼因兵因粮，附从日众。石逆（达开）抚其桀黠之民，以钤制其士夫，迫之从逆。”并且，“石逆（达开）狡悍若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众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也就是说，在精读“教义”和实战之间，到达南京之后的石达开本人能跳出“上帝教”束缚，只把“教义”当成一种政治手段，绝非盲从盲信，能够因势利导，见人下菜碟，活学活用，所以他的许多政治举措，大得地方民众之心。
以石达开在安徽为例，由于他为人性情较为温和，在当地的政策比起其他地方的太平军来说要温和得多，也很少妄意杀戮。南京方面，洪、杨建设小天堂，废除私有财务，一切充公，大搞平均主义。而石达开在安庆等地，仍旧依照清朝旧制收缴田赋，按亩征粮，向牙行课税，不强迫居民男女分馆统一编制。特别可称的是，在稳定当地秩序的同时，他还设置乡官，开科取士，依靠当地人进行有效管理。他广泛搜罗读书人，珍惜人才，把不少人保送到“天京”做官，即使俘获乡勇团练首领也推心置腹加以招降，大有游侠古义之风。在安徽如此，在江西也如此，石达开督劝士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使太平军军用充裕。由于他不强迫把民间财物充公，不扰民，以至于“颂声大起”，各郡县士大夫争相任职，以为“新朝”服务，视太平天国为“真命天子”之出。
但是，也正是石达开在安庆等地大得人心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措施，使得远在天京的杨秀清对他心中更疑，怕他割据一方为大，很快就以“回援天京”为名把他调回。
结果，太平天国全盛之时，“天京事变”爆发，洪秀全、韦昌辉在天京城内杀得血如潮涌。
拨乱反正统帅——石达开1857年上半年的“辅政”
洪秀全杀掉韦昌辉、秦日纲之后，石达开于1856年底回天京。在众人推戴之下，洪秀全因时就势，封他为“电帅通军主将义王”，由“翼王”而“义王”，威望自可想见。
太平天国高层虽然因内部残杀大伤元气，但当时的全国大形势对太平军来讲非常有利。其一，捻军1855年秋天在安徽雉河集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成立“大汉国”；其二，云南回回杜文秀1856年在蒙化造反，攻占大理，成立大元帅府；其三，1855年间贵州苗民、教军、号军到处起事，广东有天地会杀入广西浔州起事，福建也有小刀会和红线军四处乱起……所有这些起事之人，或多或少“遥奉”太平天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