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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杨秀清决意定都南京，也有其可称之处。当时，太平军号称“百万”，那是算上家属和沿路裹胁的民众，真正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十万左右。而太平军一路“攻下”的城市，其实多为清军自己弃守，诸如长沙、桂林等战略要地一直就没能拿下。江南大块地方虽然被占，清政府并没有到达崩溃地步，一直能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抵抗。太平军入城仅十天，向荣就在城外孝陵卫扎立“江南大营”；未几，琦善在扬州建“江北大营”。如果当时太平军不顾疲劳即刻北伐，拖家带口近百多万的大军腹背有敌，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
建都南京，最起码经济上有保障，假如领导层军事调动有方，立刻平定南方九省，集中兵力占领苏南和浙江，即使不打垮清朝，占领南中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保守的思想和贪图安逸的作为，最终让杨秀清等人定都南京后不思大的进取。
胜利之鼓轰天作响之际，其实隐约已经传来了丧钟之声。
将领之中，时任“殿左一指挥”的罗大纲最明确反对建都南京和分军北伐，他抗言说：“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洪秀全）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一出湘楚，以至皖豫；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再出山右，会猎燕都（北京），虽诸葛（亮）不能御也。”为太平天国效过力的英国人呤唎也有类似看法：
南京的占领至是已经成为太平军成功的致命伤。任何一种成功的起义，都决不能放弃进攻的军事行动；起义一采取守势，它的威力就会受到挫折，除非它具有某种奇异的组织。革命成功的要素乃是迅速行动，一旦抛弃这点，旧制度的集中统一的力量就会十分便利地被运用来攻击革命。
天王以安身于南京和着手于保护他的地位而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这一错误而丧失了这个帝国。如果不这样做，不供给他的敌人以时间来重振旗鼓，从他们极其混乱的惊惶狼狈中复元，并集中他们的军队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指向了北京这一个终点。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声势赫赫的凯旋进军便会为他已经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占领首都的大胜利，因此而引起的满洲王朝的灭亡就会已经给与了他这个帝国。多年以后，尽管遇到不利的反动，但太平军仍然不仅能抵抗清军，并且还能全部粉碎他们——如果不是英国干涉的话——即此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要是乘势追求他们最初的胜利是何等容易。
对太平军说来有两条道路是无阻碍的，根据他们的经历来判断，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便能导致满洲压迫统治的消灭。第一条道路是，毫不踌躇地继续向北京进军，放弃每一个他们夺取的城市，并在以战利品和财物来丰富他们自己，以他们所经过的任何地区的不满群众来加强他们的军队的同时，决不允许以分遣单独驻军来造成他们人数的丝毫减少。
第二条道路当为放弃南京，并集中他们所有的军队到南方各省——广东、广西、贵州、福建——中国的这一部分比起任何其他各地来都更剧烈地反对满洲人，更加重要的是太平军主要领导者们的本省。在这种情况下，扬子江以南的整个地区就能在一个短时期内从满洲人手里全部夺取过来，然后他们即使不能取得全部帝国，至少当能在充分完整的意义下建立一个南方的王国——这条行动道路比起他们所实行的那条不适合的道路来会是好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对天王说来，在实行上述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以前就建立首都，并开创新王朝，那不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且也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上世纪初期的译文很别扭，姑且用之）
有关太平天国入南京后一段时间的见闻，以江宁李圭所著《金陵兵事汇略》以及无名氏所著《金陵纪事》较为详实。二位作者都身经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的实际生活，虽然处处以“贼”称呼太平军，其笔下所记大都属实，皆为耳闻目睹，亲身经历。
笔者现从这两个读书人当时的记述中摘取数段“亲历”，一一释义证明之，由此可以大概勾勒出洪、杨在南京初期的政治、经济措施，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某些有关太平军圣库、官制、称呼、战法、军制、习惯以及拜上帝会仪式等方面的细节。
先举《金陵兵事汇略》：
贼既入城，诡言不杀人，（南京）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无相扰。人多信之，争馈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讵贼见单益搜索，以其不为备，私藏必多也。初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唯遇人于路必镣。至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不从杀之，如是者数日。忽出伪示逼民如常贸易，其时店铺百货掠几空，无有应者。忽又以查人为名，比室搜括，令壮男子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写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旗伴随其行。男子毋许归家，归则谓与妇女私，干天条，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不使家居，襁幼稚，负行李，仓皇道路，惨不可言。（这些妇女）或得间自投江河，或投子女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棰交下，夜则露宿檐下。越日乃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而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
（评曰：上世纪“极左”文人谬赞太平天国入南京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完全是乌有之事。献银献物，当属居民惊吓后的无奈之举。南京人本来生活正常，忽然夫妻家人分离，男入“男馆”，女入“女馆”，形同劳改，夫妻不得聚，父母子女不能见，何谈生人之乐！）
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屋至，男子尽惊逸，贼怒其避己，因驱妇女赴旱西门（即石城门），悉付洪流焉（赶入江中淹死）。
贼将分股窜镇江、扬州，逼壮者数万登舟，欲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或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制，有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者，性稍平和，乃请逆酋设机匠馆、牌尾馆。机匠馆处工役织纫人，牌尾馆处残废老弱人，二者皆不调战阵。
（评曰：驱平民为前锋，太平军多为此事，当时之人多有记载，实为大不人道。）
入馆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馆伏处者几四万人。旋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蔬菜，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
（评曰：这些举措，稍安众心，使老弱残废免死于沟壑战垒之中。）
无何，贼传伪命，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馆，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因得数百人使为伪造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酋馆为伪书吏。又捏造天主书教人，不能背读者杖之。
（评曰：强迫人民改信“拜上帝教”，背诵不了经文就打板子，此种粗暴的“灌输”非为怀柔之术。）
出伪示，谓人死为升天，不许哭，不用棺木，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黄烟之禁与洋烟同严，有犯辄斩。各巨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之，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上。以督衙署为伪天王府，用锣鼓数百人，前导后护，迎洪秀全入居之。王娘数十人，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入，自是遂不复出矣。
（评曰：大兴伪教，强制性“移风易俗”，高官们毁民宅修奢侈私宅，一点不像“人民队伍”。）
六月，计贼中裹胁人数：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一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徽约三千人，镇扬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贼逐一设门牌，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立馆长分统之。
（评曰：说“裹胁”，并非完全都是，确有一些“自愿”加入者。）
女馆则有“元女”、“妖女”之别，“元女”即处女，“妖女”谓妇人及被污之女子，统以伪女军帅等官，禁贼众不得犯。伪令甚严，唯洪逆及东、西、南、北、翼五贼，得不时选逼元女充媵妾。
（评曰：太平军对高层头目以下的性生活约束甚紧，也为中外历史一奇。）
各馆按月送册核其数，男馆远调及逸出均注明。贼初入发粮无限，来取即与。自名籍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