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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227＇ 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1934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但是这个誓言在不少的高级军官中间也会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当他们公认的领袖走上了一条他们所反对的并且认为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誓言也使更多的军官有了借口来开脱他们个人在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犯下的难以名状的罪行中的责任，这个最高统帅的本性已在6 月30日的大屠杀中表露无遗。德国军官团的惊人错误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这种“荣誉”冲突所产生的。作者根据亲身经验可以证明，所谓“荣誉”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个字眼，他们对此可以说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在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4 天，不是别人，竟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4 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作为临终希望。但是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阿道夫·希特勒却没有公开。＇228＇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也许不是全部——老总统遗嘱的真相。虽然巴本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证人，他也许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但是他的证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兴登堡的遗嘱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据他说，这是应老元帅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 巴本在回忆录中说＇ 建议，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我特别提到合并总统和总理职务是不适宜的。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当然也有一些嘉许纳粹党政权肯定的成就的话。
巴本说，他在1934年4 月间把草稿交给兴登堡。
几天后，他要我再去见他，他对我说，他决定不采用我的草稿。他觉得？？应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他打算把关于他为国服务的叙述作为遗嘱，而把他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作为一个临终希望在一封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来。当然，这说明我原来的建议的全部意义都取消了，因为关于复辟的建议己不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后来曾对这一点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点，没有别的德国人比巴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兴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是否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问奥斯卡·冯·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谢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卡根奈克到纽台克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因为我在5 月底兴登堡离开柏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销毁那份遗嘱。
奥斯卡在他父亲死后没有能够马上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这时突然找到了。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兴登堡的副官冯·德·舒伦堡伯爵后来在解除巴本纳粹罪嫌的审判时所提供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据他透露，总统在5 月11日签署了两个文件，他的遗嘱和临终希望。前者致“德国人民”，后者致“国家总理”，兴登堡最后一次离柏林去纽台克时，舒伦堡是带了文件同他＇229＇ 一起走的。巴本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秘书不久就从纽台克回来，带来了奥斯卡·冯·兴登堡给他的两个密封信封。
8 月15日，巴本把它们带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给希特勒。
希特勒极其仔细地读了这两个文件，并且同我们讨论了其中的内容。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的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写的致“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点。他说：“故总统的这些建议是向我个人提出的。是否发表它们，我以后再作决定。”我要求他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发表，但是没有结果。交给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只有兴登堡叙述他为国服务的经过的一个文件，其中就写有嘉许希特勒的话。另外一个建议由霍亨佐伦王室一个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后来下落如何，巴本并没有说起，也许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如果希恃勒当初足够大胆地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结果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同。早在兴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内阁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总统权力。那是在8 月1 日，也就是老元帅死前一天。如果说这项“法律”是非法的，这一点在前奥地利下士已成为法律本身的德国也是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的。这项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显的事。1932年12月17日，在施莱彻尔执政期间，国会曾经以2/3 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虽然授权法（这是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确禁止他窜改总统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欣然从命，到维也纳去担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纳粹党刺杀陶尔斐斯总理后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去了。在将军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急于努力加强希特勒的军队。在工业家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经热心地转向有利可图的重整军备的生意。老派的保守分子，像外交部的冯·牛赖特男爵和国家银行的沙赫特博士这样“正直的”德国人都并没有辞职。没有一个人辞职。事实上，沙赫特博士在8 月2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夺将死的总统的权力的那一天，还兼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
那么德国人民呢？在8 月19日，合格选民中约有95％去投了票，其中有90％——3800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425 万德国人有勇气——或者说有愿望——投反对票。＇230＇ 难怪9 月4 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希特勒信心百倍。
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挂满旗帜的卢特波尔德大厅像一个战胜的皇帝一样，迈步进入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3 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元首的文告。
今后1000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1000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他是个凡人，不免一死，无法活到1000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将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从。的确可以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真是好极了！”在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