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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钢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后，谈话又继续进行*。这时，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
＇ 斯派达尔说＇ 他预言，德军在诺曼第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对俄国方面的防线能否守住也表示怀疑。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后……竭力主张结束战争。
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两个陆军元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约德尔将军后来在纽伦堡回忆说，“希特勒对他们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后，两位将军请求这位最高统帅至少到隆美尔的Ｂ集团军总部去一次，同几个战地指挥官谈一谈他们在诺曼第的作战情况。希特勒勉强同意，日期定在两天之后，即6 月19日。
但结果他并没有去。6 月17日下午，两个陆军元帅从马吉伐尔走后不久，一个向伦敦发射的Ｖ—1 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没有人炸死，甚至连受伤的人都没有，但是希特勒却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在那里又接到更坏的消息。6 月20日，期待已久的俄军攻势在中路开始了。攻势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锐部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被完全击溃，防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被打开了。7 月4 日，俄国人越过了1939年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最高统帅部迅速调集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赶去保卫祖国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使西线德军更加陷于无可挽救的命运，因为从现在起，他们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为数较大的增援部队了。
6 月29日，伦斯德和隆美尔再一次吁请希特勒面对东线和西线的现实，趁很大一部分德军部队还存在的时候，设法结束战争。这次会议是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在会上，最高统帅对两个陆军元帅冷若冰霜，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就来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说他将用新的“奇迹般的武器”赢得战争。斯派达尔后来说，希特勒的谈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离奇，最后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两天之后，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代替伦斯德任西线总司令。7 月15日，隆美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用陆军电传打字机发出。他在信上写道，“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他用亲笔写了一段附言：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延地作出恰当的结论。我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感到有责任清楚他说明这一点。
隆美尔当时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
两天之后，7 月17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
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杀希特勒。斯派达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事实证明，陆军军官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1944年7 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国社党了。
斯派达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施道芬堡并不认为盟军会在1944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道芬堡、贝克和戈台勒就开始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戈台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胜利”的危险。
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莱斯科夫的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参谋长。
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从一开始，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国社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报。* 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1044＇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Ｖ人”。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 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
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6 月22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7 月4 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