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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国家也因此都无意采用立宪政体，尽管在理论上法国仍保持着立宪政体，
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愿受到宪法的限制；最后，解放农奴也被置于次
要地位，甚至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开明专制从未破坏君主与贵族的联盟，而
约瑟夫二世曾因主张破坏这个联盟而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讲，
尽管南部德意志各国都曾效法法国，它们还是更近似普鲁士，因为普鲁士为
了富国强兵进行改革之时，仍然在讨好贵族。
人们原来揣测，至少在美因河畔完全凭空拼凑起来的两个公国，即法兰
克福和维尔茨堡两个大公国，拿破仑的势力应该是无保留地支配一切。实际
上，他在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势力确是巨大的，但在维尔茨堡大公国却绝非如
此，虽然以前的托斯卡纳公爵变成维尔茨堡大公后很拥护拿破仑，并且在拿
破仑的宫廷里甚为得意。拿破仑自知必须同他的德意志盟友搞好关系，对于
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无过于他对维尔茨堡大公的态度。费迪南确知他在1809
年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使他受到保护，而且在拿破仑第二次结婚后，他既是
出自哈布斯堡皇室，而更见重于拿破仑。相反地，法兰克福大公达尔贝格的
一切都得自拿破仑。在1803 年他还是美因茲大主教的助理时，他是各教会选
侯中唯一曾得到领土补偿的人，他得到了累根斯堡、阿沙芬堡侯国和韦茨勒
城；到1806 年，他被提升为全德意志首席主教，又获得几处降格附庸的领地，
特别是得到了法兰克福城。在那些以前的自由城市里，他只委派专员，并就
当地居民所拟订的候选人名单遴选元老院议员，而并没有取消它们的自治
权。到1810 年，他被迫把累根斯堡割给巴伐利亚，因此而得到的补偿是富耳
达与哈瑙两城，就在这个时机他被晋升为大公，而以欧仁为储君。他的治下
计有居民三十万人，1810 年8 月16 日的特赐令状给这些居民建立统一的行
政和司法机构，同样的租税和统一的度量衡；令状还宣布了宗教自由，废止
特权和农奴制，取消行会而实现劳动自由。达尔贝格是一个十八世纪的高级
教 士，热诚相信启蒙思想，是一个奉行约瑟夫二世政策的人，他确信这些措
施都是符合理性的，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他。但他又是一个虔
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个忠于本民族的德意志人，他亲眼目睹世俗化运动和结束
神圣罗马帝国，不无忧伤；但是这个老于世故，善于逢迎的人决无意做出牺
牲，而他的利益和癖好都使他要讨好拿彼仑。他在1810 年采用了《民法典》，
1812 年采用了《刑法典》。虽然他赞赏法国制度，但却并不是满腔热情地爱
戴它，他始终慎重对待他的臣民，特别是对与他同一出身的贵族。
因此法兰克福大公国在一些细节的具体事务上，还是比威斯特法利亚王
国落后得多；而达尔贝格统治的时间确实也比热罗姆更短。大公国的中央权
力机关有一个内阁由阿尔比尼和博伊斯特参加，一个参政院和等级议会，议
员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选民提名，并按职业分院议事，正如在意大利和威
斯特法利亚一样。大公国全国划分为四个郡，各郡所设机构与名称都同法国
一致。公社也是如此，以至法兰克福城失去了它的元老院和一切表明它独立
地位的机构；但是在郡和公社之间则保留下“乡区”或称“司法区”的原有
机构，它继续同时行使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另一方面，虽然仿效法国开征了
一些新税，如注册税、印花税、专利税、间接税等，并且也废除了免税特权，
这些都使租税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但是仍然容许并入大公国的各地区
保留其原有的传统租税、预算、会计制度和国库，而大公国的财政部只收盈
余款项而已。
1813 年，大公国进行司法改革：全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两个上诉法院，
每郡设一个民事法庭和一个轻罪法庭；但是初审仍保留了领主的司法权，而
教区法官也仍保留他们的裁判权，这一特征可以用达尔贝格本人的主教身分
来说明。尽管宣布采用了《民法典》，宗教自由仍未得到承认，因为宗教婚
礼仍然是有强制性的；在这方面所做到的只是对异教的容忍而已。1807 年准
许犹太人购置地产与从事某些经营，同时却仍限制他们只能聚居在某特定区
域，仍征收犹太人特种税，他们也不能享有公民权。法兰克福城的犹太人为
数众多而且富有，他们在1811 年赎买了特种税，在1812 年取得了公民权；
富耳达和阿沙芬堡两地的犹太人也在1813 年争取到免除特种税。犹太银行
家，特别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财政上对大公的支援肯定是有助于犹太人的
解放：阿姆歇尔、罗思柴尔德和另一犹太银行家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法兰克福
城选民团的成员，同时博尔内成为警察总署的秘书。
社会改革则更加不彻底。根据建立来因邦联的条例，各降格附庸邦保留
它们的各项特权；贵族不仅保全他们的司法权和有关尊荣权利，而且采邑和
个人的权利都原封不动。在哈瑙和富耳达两个小邦里，拿破仑在1808 年已经
无偿地废除了农奴制；其他各地虽根据宪法的令状宣布了废除农奴制，然而
到处都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按规定农民必须全部赎买根据农奴制产生的一切
租税，而能决定这样赎买的村社寥寥无几。至于对物的权利和什一税，在公
爵领地和被没收的教会产业上是可以赎买的；而在领主庄园里，则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参政院和官僚们对此正式表示反对；结果是又一次曲解《民法典》，
而只要农民的份地还承担着封建义务，份地仍然是不得分割的。
从法兰克福大公国到维尔茨堡大公国，我们就可以看出同样鲜明的对
比。从1803 年到1805 年，维尔茨堡主教邦曾隶属于巴伐利亚选侯国，巴伐
利亚把僧侣的产业世俗化了，实行了宗教容忍，但其统治方式仍然没有现代
化。维尔茨堡大公设立了一个内阁和一个以佐伊费特为首的参政院。除此以
外他几乎没有改变巴伐利亚在那里推行的统治制度；行政和司法仍合在一
起，掌握在各级僧侣手里；旧的法律仍然有效，《民法典》未被采用。费迪
南并不敌视开明专制；而他对改革徘徊不前或许是由于他在饱经忧患之余，
想过安静的日子，也由于他要慎重对待维也纳宫廷日益开倒车的倾向。
相反地，革新精神深刻地改变了南部德意志各大邦。在蒙特热拉推动之
下，巴伐利亚早在选侯国升格为王国以前，甚至在1803 年合并领土以前，就
已经着手改革。自1799 年以来，巴伐利亚调整了各部的权限以便统一职责，
并创设了参政院。1802 年，司法已从行政分立出来。1805 年改组了官僚机构：
禁止卖官鬻爵、职位世袭和贪污贿赂；开始制订官吏任用的考试办法，规定
升迁制度和行政纪律。国家的职权在不断扩大；1800 年国家负责火灾保险；
城市的司法权被逐渐缩小或取消；1804 年实行了征兵制；1805 年内政部增设
国民教育局。在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教皇威权至上论的堡垒中，蒙特热拉的约
瑟夫二世式的政策雷厉风行，引起举国沸腾：1801 年，新教徒获准进入天主
教的家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再婚时娶了一个信奉新教的巴登公主；1803
年，领土合并导致了准许信仰自由和各派基督教徒举行礼拜的自由，同时准
许他们充当公职，并在不同教派之间通婚；1804 年，学校在原则上都对各教
派信徒一视同仁。天主教会日益严密地从属于世俗政权之下，1802 年，政府
取缔了一切托钵僧团，继之在1803 年又封闭了一切隐修院，并没收了它们的
产业。蒙特热拉热心于传播启蒙思想：1802 年，他宣告了小学义务教育制；
翌年，他又取消了书籍出版的检查制度。如果他能自行作主的话，行会原来
也可全部废止；除了在慕尼黑城以外，他只能做到削减行会的垄断权并取消
行东的世袭权。
因此，拿破仑无需再去说服蒙特热拉改变思想；但是，拿破仑授予新升
格的国王以国家主权，并将大片领土置于他统治之下，特别是百端待举的提
罗耳，再加上他个人的影响和威望，从而加速了巴伐利亚的改革。1808 年巴
伐利亚宪法，显然受到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宪法的启发，提纲挚领地载明了改
革的各项原则。在这之前巴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