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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戈丹就曾向拿破仑建议恢复消费税；但是这种税收是如此不得
民心，以致拿破仑在1804 年从前不敢冒险恢复它。共和十二年风月五日（1804
年2 月25 日），设立了“综合消费税局”，由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长。首先开
征饮料税，税率不高，但必须要有库存清单；在国家的许可下，大革命前承
包捐税的“酒窖耗子”恢复了他们的职能；征税方法有所改变，税率于1806
年和1808 年有所增加。1806 年又增征盐税以弥补取消了的中途转运税。在
增加了烟草税之后，1810 年终于恢复了烟草专卖。这一年，“综合消费税”
的收入似乎明显地超过直接税的收入，关税还不计算在内。人民的不满情绪
十分强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骚动。另一方面，有产者可以察觉到直接税的
减轻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国家的一部分支出转移到了地方预算的项目上，譬
如一部分的宗教经费、土地清查、运河、乞丐收容所等费用；1810 年郡守的
一半薪俸也转由地方负担。把百分之一附加税加起来，北滨海郡在共和九年
缴纳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法郎，在1813 年付出了三百四十二万三千法郎。为
了使各公社的市政府能生存下去，还必须增加入市税。另一方面，大量部队
来往调动需要安排住宿，不止一个郡守——例如莫莱——恢复了修路徭役。
尽管拿破仑表现得十分节省，总的说来他还是增加了法国人的负担。负担增
加的原因很少是由于民政支出；各郡公用事业领到的经费是这样少，以致公
路、学校和救济事业均进展很少；北滨海郡由于缺少经费不得不削减开支，
因而把大量纸张都费在一再抄写缩减各项计划方面。从1807 年开始，大约有
三千五百万法郎用于公共工程；但是受益地区很少。法国人负担增加主要是
由于皇室经费、宗教经费、国债，而最主要是由于战争，因为尽管敌国分担
了颇大一部分战费，战争始终要耗费至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入。
虽然说国库由于1806 年的改革而避免了以前历届政府的危险，然而国库
从来都不是宽裕的，因为无力举债：这就是法国的财政与英国的财政的主要
区别，这个区别比1789 年以前更明显。惟有还债金库得以发行几百万公债
券。虽然还债金库有很可靠的收入，虽然拿破仑为荣誉军团，为了购置元老
院议员庄园，以及为了他所赏赐的那些不得出让的世袭恩赏等而购买了这种
公债的一大部分——以致1809 年在五千八百万公债中只有三千三百万留在
私人手里，而公债市场也一直在受限制，——但是这项公债的行市依然很低，
销售势头疲软。因此，只好采取各种临时办法：增发证券；铸造了一些货币；
1807 年和1810 年为军费先是提供了八千四百万，后来却提供了四千五百万。
最受欢迎的办法依然是把供应商预付的款项作为专款使用，而让他们等待一
个时期才能获得收益，这是旧制度的老方法了，它引起高利货投机活动和贪
污行为，或引起以清查为借口而推迟核算帐目。政府不时地通过分发还债金
库库券或公债证券来清偿一部分尾欠，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强制公债：1813
年就这样分发了一百万法郎债券来偿清从1801 年到1808 年的结欠。到拿破
仑的统治末年，永久公债已达六千三百万，主要由于教会的津贴而产生的流
动债务已达五千七百万。尽管如此，供应商还是势力很大，因为政府没有他
们的预付款就不行。
如果考虑到当时种种情况的话，那么拿破仑的财政也算是尽可能好的
了；但是显然从来没有平衡过。在公众舆论中，对财政最为不满的是不知道
（并且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实际情况，因为无限制地延期支付就否定了预
算；此外1807 年恢复的审计院没有权力审查开支的合法性。如果皇帝竟告贷
无门，那肯定是因为在多次宣告破产以后，投资者怀有戒心，还因为拿破仑
的政策不能使任何人相信这个政权能持续下去；但是也因为他的财政管理总
是秘而不宣的。与其要受资产阶级的控制，拿破仑宁愿不要他们的帮助。
再者，他面前还有更好的办法。正如弗里德里希二世曾为自己保留了西
里西亚的收入并重新设立了“班长国王”①的战争军费金库那样，拿破仑有他
独自支配的财源：皇室经费，皇室地产，私有产业。他要保证自己有一笔可
以自由支配的至少是一亿法郎资金，他说一个君主有这样一笔钱就能对付一
切意外。另外，由于不想单独用帝国的财力为战争筹款致使民穷财尽激起民
怨，他必须在被征服的国家有一个财务部门，这个部门要由他一人作主。1805
年10 月28 日，他创设了“军队财库”以征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赔款；
据他的出纳官拉布伊雷利说，从1805 年至1810 年，战争赔款总共收入七亿
四千三百万，其中三亿一千一百万是用来满足部队需要的。1810 年1 月30
日，皇帝设立了“特别财务署”，其总管是德费尔蒙；他接收“军队财库”
向他上缴的余款，以及保管皇帝在附庸国为自己保留的领地和收入，当时估
① “班长国王”（Roi…Sergent）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 年，1713 年即
位为普鲁士国王）的绰号，因为他虽身为国王，却亲自抓军队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象一个班长带
一班兵一样。他节省其它一切开支，充实军费，扩充军队，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译者
计共值二十亿，每年收入三、四千万。拿破仑利用这笔钱购买公债息票或法
兰西银行和其它大企业的股票，以控制货币流通；1811 年也用来发放工业贷
款，而主要是用来犒赏部属或作为他们的年金。所以战争为他提供了丰富的
财源；据说他在俄罗斯战役前夕曾经说过：“这也会有利于我国财政。难道
不是通过战争我才恢复了财政的吗？古罗马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
吗？”
对于法国来说，这是否有好处更是一个疑问。一部分人靠战利品发了财；
黄金储备的增加是很有利的，预算暂时减轻。但战争对于纳税人来说并未因
此减轻负担；尽管西班牙据说已经提供了三亿五千万，但是必须运送去至少
同样多的供应品，这还不算每月二千四百万至三千万的军饷和被废黜的王公
们的生活费，所有这一切都由法国开支，因为“军队财库”和“特别财务署”
连一个小钱都不给。总之，如果说拿破仑就这样加强了他的个人权力，那么
他的现金储备从来没有达到他自己所预期的数字，因为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
花费掉一大部分自己的产业的收入。
不管他从战争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主要问题还是要提高国内纳税的能
力。为了达到这一点，开明专制君主都遵循重商主人的原理鼓励生产。拿破
仑也是如此。一个独断专行的政府必然实行管制经济，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恢
复行会和商标。上层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仍坚持劳动自由，拿破仑比人们所说
的更为尊重这种自由。在里昂，他只限于要家庭手工业者领取记帐手册。共
和十二年恢复了织锦业和天鹅绒业的商标；1807 年恢复了运往地中海东岸各
国的呢绒的商标；1810 年恢复了卢维埃的呢绒的商标；1811 年恢复了肥皂的
商标；1812 年整个呢绒制造业的商标都恢复了；但商标仍然不是强制性的。
对战争武器、火药、货币铸造和烟草实行专卖，这是出于治安或财政上的考
虑。关于为了公用事业而征收土地，关于有害健康的企业以及关于矿业等的
法律也是出于同样考虑：至于矿业，1810 年的法律已收归国有；但是还让私
人开采，只有萨尔地区的矿产除外。为了同样的考虑，对面包业和屠宰业实
行管制，这是回复到旧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执政府时期在巴黎恢复的
面包商行会组织扩展到外省好几个城市；1811 年巴黎肉商同业公会储蓄银行
重新变为“普瓦西银行”，负责替本市提供预付给牧人的必需金额。根据酒
商的请求，对酒商在首都的人数加以限制，酒商开业要得到警察当局的批准；
酒的推销商和试味员的职业转为官方职务，由政府任命。
对于农业，则几乎放任自流。森林重新受到保护。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
施取消森林的集体使用权，也没有利用地籍清查来强制或促进土地的重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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