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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它创
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同时它的感染
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
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
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
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
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
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
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
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
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①，1800 年左右在英
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
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
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
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
英国国教的信仰。华茲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
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 年止，
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
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
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
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②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
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
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
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
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
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
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
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
—1796 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 年）和《钟之歌》（1799
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
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
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信派和摩拉维亚修
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
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纳、卡尔·里特尔和弗朗茨·巴德尔这样的
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
意想不到的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特在1794
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自我”当作纯粹
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真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我”，以便给“自我”提供
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又赋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
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
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
以通过直觉掌握它们，并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
到了空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和《创世
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的气
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奏鸣曲中有所激发。
十八世纪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脱离了歌德以及更脱离了席勒的人，把“浪
漫主义者”和“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帜，并且因而取得了成功。1798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奥古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
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1798 年在德累
斯顿，1799 年又在耶拿（奥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真名是
冯·哈登堡男爵）、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一个艺术之友、世
俗修士的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他
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文学教
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
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
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其他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概念
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
爱中，到处都显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
从伯梅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概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
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魔术，才
能接近真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艺术品。这是一种
奇迹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还不能说有人真正地创造过这种
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没有留下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
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夜之颂歌》（1798—1799 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 年至1804 年间，
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些演讲里，他
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并且宣称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
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以这样的教训：美没有普遍性，研究和欣赏
艺术必须首先联系艺术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
论：为了达到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研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
经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成为欧
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波及到法国较晚，但传到英国却很快。已
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并
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里一样，在
政治方面也依赖于情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
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
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统治。从1799 年起，诺瓦利就歌
颂为中世纪大增光彩的基督教的统一；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
动，诺瓦利并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
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的许多朋
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值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的影响。大
多数憎恶法国革命的人并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使，假如他们感到需要哲
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
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感的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
贵族象聚集在君主政体周围一样，深感与国教休戚相关，并且同意这样的看
法：魔鬼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祖。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争总是把那
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