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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前为罗列，后盛文）、副参谋长（前为李昆岗，后为沈策）以下，设有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正规部队，有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后由李文任总司令），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曾一度调任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和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外加不在集团军战斗序列的直属军、师及直属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由此可见胡的副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庞大和兵力的众多，均非别的司令长官所能比拟。
那时候，胡军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
当时胡宗南所指挥的正规部队及直属部队，共有四十多个师，约为四十五万人。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蒋特别配属给他指挥的空军等等，还未计算在内。
还有归胡宗南领导的各军事学校和训练班，计有设在西安上曲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由胡兼主任，邱清泉、洪士奇等任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由胡兼副团长，葛武紫任教育长。这两个单位的编制都很庞大，各在万人以上。每年都派人到浙江设招生办事处，招考浙籍学生人校人团受训。
此外，还有由金典戎主持的“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游击干训班”，设在天水的“骑兵学校”、宝鸡的“特种兵联合分校”、汉中的“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原为“洛阳分校”）、西安的“军医分校”、“警官分校”以及轮训将校的“将校训练班”等等，总共不下五万人。
上边所举的学校和训练班，除了中央分校的训练、教育计划是由军委会军训练部及其他国民党中央有关机关负责外，所有人事、经理、政治思想等等，都由胡宗南掌握。这许多学校和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学生学员，也都分配在胡宗南军中充任干部。
蒋介石特别赋予胡宗南以特有的“人事权”。所有军、师长皆由胡报请任命；有时由胡先发表“日令”，再报请加委。团长以下一级更不用说。甚至胡以下的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亦大多数决定于胡。
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如陆军大学及各种特种兵学校的每届毕业生，分配给胡宗南的也比分配给其他战区的为多。而各军事学校刚毕业的青年，也往往因为迷信胡是“青年将领”，且认为胡是黄埔系的首领，“校长”的得意门生，而胡军又是中央嫡系，部队多，单位多，发展大，所以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官运打算，填“志愿”时，上希望分配到胡宗南那边去。况乎胡宗南那里，又一向很少与日寇真枪真刀地打仗，到了西北，连命也比较平安，又何乐而不为？为了上述的种种原因，替胡吹嘘的人，就更把胡说成是“众望所归”，胡的影响也因而越来越大。胡在个人行动上，也有意弄得神神秘秘，如不见新闻记者，非万不得已不照相，场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意把自己隐在缭绕的香烟中，云云雾雾，更显得庄严肃穆，也就更象是一尊偶像，叫别人加以崇拜。蒋介石好弄权术，好扮神扮鬼，胡宗南也深得其中三味，以表面的不爱宣传，而收加倍宣传之效，也是一个善于假戏真做的人。
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黄”是黄埔系统以至后来军校出身；“陆”是陆军大学关系；“浙”是浙江人；“一”是第一师的老干部，因胡是靠第一师起家的。如果这四个字都沾不上边，在他所属的部队中，就休想站得住脚。因此，在胡宗南的军事干部中，很少人是行伍出身。其中排、连长，大多数系“中央军校”或相当的各个特种兵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师长则大多数系“黄埔”出身（如钟彬，周士冕是第一期，罗列是第四期）；于至集团军总司令，则全系“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如范汉杰、李延年等都是），而且大多数都曾进“陆军大学”的“将官班”或“特别班”镀过金；师参谋主任以上的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则多数是“陆军大学”本科毕业学生，或参谋班毕业学员。其他学校出身的人员，虽有少数，但他们即使不受排斥，也只能居于副位，甚至只能得一份闲差，坐领干薪度日。比方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人，都被逐渐调到副司令长官部或军以上司令部当高参或副职；出身于东北及云南“讲武堂”的人，则调为高参或附员。这些人多数是原来的非嫡系部队、在被胡宗南并编时一同收过来的。胡宗南就用这个办法，使他们在实际上脱离掌握部队的地位。这套办法，亦是深得“蒋公真传”。在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中，胡也有意安排了不少浙江人，特别是在副司令长官部中，当处长、科长的，浙江人占了大多数。蒋介石“用人惟浙”，胡宗南也属遵此旨，惟蒋是师。
第廿五回
合作害民 手亦酷兮心亦酷
源归一脉 胡也完时蒋也完
西安设有西北军需局，专责补给胡宗南的部队。该局后来又扩充为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司令程开椿，是胡宗南的同乡，曾任胡的随从副官及“七分校”的办公厅主任多年，一切唯胡之命是从。在武器弹药以及各种军事器材上，蒋介石均优先供给与胡宗南，是故胡军的装备水平，远在其他蒋军之上。抗战期间。军政部军需署署长陈良就曾对人说过，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可见在蒋介石的军队中。胡宗南系统比别的任何人都占优势，而蒋介石携刮得来的民脂民膏，消耗在胡宗南方面的也特别多。
关中八百里秦川，都是著名的产粮区，盛产小麦和棉花，故胡军在粮秣及被服的补给方面，也比其他地方的部队为充裕。加上铜川、耀县、白水一带都产煤，所以燃料亦无虞。
当时，除了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之外，设在兰州的“第八补给区司令部”，也是兼为胡军服务的。
在兵源方面，胡军不但保有陕、甘两省的兵源，还经常得到河南、四川新兵的补充。西北又是骡马产区，胡军向“军牧场”调拨或向地方徵补都很方便。由上所说，足知胡宗南不但得“天”独厚，也得地独厚。
胡宗南在宝鸡设有规模宏大的仓库，经常有充实的储备。库长是胡的小同乡周世承。周私人在宝鸡开有澡堂、旅馆等等，仗势发财，当地人对他有“宝鸡王”之称。一个库长已经如此，由小喻大，也可想见胡宗南积聚之丰。
总之，蒋介石在各方面蓄意培养胡宗南的实力，给他以各种优越的有利条件，使其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坐大，成为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的“王牌”。因此，胡在抗战末期，已经声势渲赫，反动气焰亦已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胡宗南与蒋介石的两大特务系统——“军统”和“中统”都有关系，其中与“军统”头于戴笠的关系尤其密切，有人说他们之间不但“利害与共”，甚至连常人绝不能“与共”的东西，也可以“互通”。胡的侍勤队长是戴介绍给他的，连胡的老婆叶霞娣，也是来自戴的推荐。叶霞梯本来是戴任杭州警校教育长时的“入室”弟子，且跟戴于过多年特务，一向极得戴的宠爱。
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之密，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一）当胡宗南在刘峙部任团长时，戴曾在胡的团部任中尉副官；那时团部的另一个上尉副官，是后来曾任胡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的浙江桐庐人、黄埔第五期的许良玉。戴跟胡时，胡认为他机警灵活有“异才”，后来便推荐给蒋介石，所以戴对他有感恩知己之感。（二）胡是“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复兴社”的“太保”们，因为他是蒋介石特别提名出来的人，故社中大事无不以胡之意为重；而戴笠的起家本钱就是“复兴社”的特务处，故历史上关系极深。（三）胡、戴既同是“天子门生”，又同是“天子同乡”，同上加同，关系就特别固结。（四）戴知胡甚得蒋的倚重，胡知戴频得蒋的信用，一外一内，彼此都明白，互相勾结则互相有利，这也是一个主因。
胡宗南一面娇柔造作，一面也极工心计，所以对于那些国民党的“元老”及军界中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