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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之后，不禁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尽管由于永乐年间的禁毁，我们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丝马迹，而将这些蛛丝马迹悉心串联起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这不仅使我们能对“靖难”前后的政治变迁做出更深刻的判断，而且也使我们对建文帝和永乐帝的评价更为准确。
那么，就让我们来透视靖难之役。
要透视靖难之役，还应该从建文政治说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与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变更祖法实行新政的思想是极为明确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书齐泰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 这显示他们对祖宗旧制的蔑视和实行变法的决心。
我们先来看看建文前后刑法的变化。
建文帝长于深宫，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书均记载他“仁柔”、“孝友”，这种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则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裁决。时尚严覈，帝济以宽大，于刑狱犹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 。据说，朱元璋曾经以律授皇太孙，皇太孙“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条，帝览竟，大喜曰：‘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建文所改七十三条，内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证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 。不过由严改为宽，大概是确实的。
建文即位，继续实行了宽刑的方针。他说：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盖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 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 。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诏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察院仍汉制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 这一机构的改变是刑狱减少的结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说：“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 因而，洪武时的情况是“用刑太繁” 甚至“无一日无过之人” 。后来，他虽说过“刑罚世轻世重”的话，但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画一之制，“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建文帝衡破旧规，实行宽刑，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 ，“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 。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贬黜放废的人。这种措施是对洪武政策的实际否定，是一种平反。
我们再来看看田赋。
建文帝在即位诏中表示，要“诞布维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期致雍熙之盛”。 接着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的诏书 。每个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诏书却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确实想有一番作为。这年冬天，他又下诏赐明年田租之半。诏书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元年正月，又下养老诏，命官赎民鬻子 。同年三月，诏均江浙田赋，人得官户部。诏书说：“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 “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 。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有利于国家，也使百姓得受其惠，确是一件德政。
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文帝屡诏求言，并能责己纳谏。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视朝稍宴”，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左右曰：“以疾谕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谏难闻。”于是下诏：“昌隆言中朕过，礼部可颁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执政大臣曰：“奸臣专政，阴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