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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4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