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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钧任(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我们必需弄个明白。”这时阁员们物伤其类,所以个个都面带忿怒之色,黎内心也觉这件事做得太莽撞,所以很委婉地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地鼻子说:“认错就能了事吗?必需想个补救和善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补救,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森主张首先恢复罗文干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在这里讨论。张绍曾附和高凌霨的主张。高、张现在是保定派,与吴景濂立场一致,志在倒阁。
内阁中分成了两派,保定派的阁员认为奥债一案未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则反驳说,这是手续的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须受处分,也不过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
高恩洪则集中一点攻击,认为总统叫步军统领捕人,尤其是逮捕现任阁员,实在是违法,置司法机关于何地?
黎否认曾命警察总监将罗文干捕送法院,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薛之衍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而黎又感到自己不该把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因此又强硬地说:“这事和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求到法院去的,整个事件都应该由我负责,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好了。”黎最后这句话声调特别高,表示他已沉不住气。高恩洪连喊:“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不面对现实,反而盛气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衍之职,那么就请总统撤我们的职吧。因为问题总有一方不对,总统对,当然是我们错了。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水落石出,不能马马虎虎。黎这时已横了心,所以厉声说:“好,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我先行辞职。”张绍曾和高凌霨都是保定派,保定派的目的是倒了阁还要迫黎下野,这样才能大选,才能把曹锟拥上台,看见闹成这样,正中下怀,因此张绍曾说:
“大家辞职好了,我已经单独提出了辞呈。”
正在不可开交时,忽然侍卫人员来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人数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阁员们一看,这是诚心来闹事,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一次从侧门溜之大吉。
由于阁员们溜走,黎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议员敷衍一番,送走了事。
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为:
“……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旋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件案子的真实内幕,是这样的:
当时军队欠饷是不足为奇的,带兵的巨头们总要想尽方法去弄钱,吴佩孚既然是当时内阁的大老板,他向内阁索饷,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英美等国对于这个号称“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可是这个内阁中没有一个亲日派,因此日本乃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需四国一致行动,如今日本反对,自然无法实现。王宠惠、罗文干等乃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据王宠惠所发表的谈话,奥款延期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的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国际法要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需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而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遂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本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不无欠缺。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8万镑,折合国币仅有60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元外,所余50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一分数目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那就是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国务总理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香港,幼入圣保罗学校习英文,后入皇仁书院肄业,最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光绪二十六年参加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义,失败潜逃日本,后转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为同盟会会员。光绪三十四年赴英国研习法学,孙中山曾资助1500镑。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王返国为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做总统后,王出任唐绍仪内阁之司法总长。民9年8月,王经孙中山之同意,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民10年6月被派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在会议中反对二十一条无理之要求,日本因受压力而放弃其在东三省之特权。12月梁士诒组阁,王再度为司法总长,后转任教育总长,11年9月,由黎元洪提名为国务总理。不幸这时黎元洪受胁于保定曹锟一派,后者意图倒阁驱黎,以达成重选总统的企图,王这一任内阁受气受罪,实在是苦不堪言。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返国后赐进士出身。民元在广东任司法司长,2年春转任北京总检察长。筹安会成立,罗以检察长身份参劾筹安会组织非法,因袁置之不理,罗乃愤而辞职。民7年7月王宠惠任修订法津馆总裁,罗为副总裁,10年任司法次长,11年仍任司法次长,王宠惠组阁,罗转任财政总长。
罗被扣移送检察厅后,北京地方检察长熊元襄看见老上司来了,当然不敢怠慢,请罗住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亲自陪罗谈天解闷。问话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为之,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访客,而且还要事先批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络绎前来探视,放言无忌。使得北京四眼井地方检察厅成为山阴道上,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由于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