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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财政部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9600万元。由于直系攻击，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不料审查结果颇有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乃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头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乃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
“（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致张、曹的电文如下：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这一段时期下，政潮正方兴未艾，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而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坚决不肯继续代理下去，因此必须有一个取舍。徐世昌虽然是老狐狸，可是面对这盘情势，也不知如何措手。他要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出任阁揆。可是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新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因此，3月12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这是他恐惧政局突变的苟延残喘办法。可是既然要拖下去，首先就要结束无政府状态，就要委派内阁总理，因此，他于4月8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以为这样作是在没有办法中找出来的办法，因为：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对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当周自齐出任阁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梁说：“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有法理根据，因此徐世昌乃于4月9日倒填8日
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一手更糟糕，简直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的努力一点没有帮助。
直奉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双方磨拳擦掌，战鼓频催。西方国家当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它们似乎对直系颇表好感。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连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徐世昌面对这紧张局面无能为力，北洋的元老也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使皖系可以重整旗鼓。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11年4月3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49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这两位山东军人本有一段渊源，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12年后卢虽是浙江督军，可是比起吴佩孚的两湖巡阅使，相形之下不免见绌了。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曾发通电有句云：“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所以在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永祥扬首而言曰：“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4月初，张作相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4月10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4月15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16日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17日张作霖又令炮兵四营带了54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4月20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以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奉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4月17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表面上张作霖还是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张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因此对于奉军的埋首前进不予阻止，并且还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