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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 ，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四）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五）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六）冯觉得又主和又主战，对国人颇难交代，于是下令“罪己”：“……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 ，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止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宽赦帝制犯。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
“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辑，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去便有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
“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
“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励劳，名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这表示复辟派已有生机，于是张勋的嗣子也带了30万巨款由徐州到上海来活动特赦。不幸他走错了方向，在长三堂子里挥霍，钱化得精光，还负了一身债，被债主扣押起来，由他的母亲备价赎回。同时冯德麟的旧部第二十八师中下级军官在锦州开了一次会，联名呈请北京政府，以南征人才难得，请起用冯为奉天军务帮办。
3月15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
“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戾、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他们把箭头和目标集中在冯国璋的化身江苏督军李纯身上。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冯国璋深抱不安去电慰勉，电云：“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2月7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后有人折衷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出虞电（二月七日）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2月8日张作霖发出庚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佳电（2月9日）向王士珍声明，他前此的世电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
李纯同时也作了反击，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虞电，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他说：
“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又有蒸电（2月10日）讥讽张作霖：
“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冯国璋在北京已消失了权力，一切受主战派的“太上政府”指挥。2月6日曹锟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2月12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15日到达汉口。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40名到汉口。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2月18日搭轮船运到九江。
这一切显示主战派积极行动，南北大战即将爆发。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7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与冯玉祥发表寒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且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然而冯玉祥和陆建章的行动，竟未能够得到长江三督的响应，因此孤立无援，主战派大声疾呼要惩办他，王士珍则像个老僧入定，绝不开口。
7年2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冯玉祥旅长职，交曹锟查办，以该旅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冯玉祥电张怀芝愿戴罪图功。冯旅全体官兵亦于3月1日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撤换旅长的成命，电云：
“六年四月一日我旅长骂傅良佐办事不公被免职，讨逆时始得复职。……此次调兵，杨书记道沫在浦口阻止出发，于二月二日投江死。……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 ，如不获请，请将我官兵九千五百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