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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之事，张勋、康有为固为罪魁，倪嗣冲、梁启超辈尤为祸首。……民国成立以来，君（指梁）日以破坏《约法》、破坏国会为事。始则附和袁氏，以司法总长资格为贼划策，副署解散国会命令；及宠任既衰，乃叛而它去，托言护国，窃号名流。共和既复，君之行新《约法》、拥段为总统之策不能行，内阁总理、财政总长之梦不能达，乃教唆使党员日在议会捣乱，后欲借宣战问题，以行其攫权乱国之阴谋。及国民多数反对，君乃日往来徐州、蚌埠，教人作反，以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为起兵口实。督军叛国，君与汤化龙同为谋主。……叛国祸首，其罪维均。反对复辟，为国人心理所同。君等同为叛国逆贼，无发言资格。共和终当复活，国人不可屡欺，勿复多言，静候法律裁判可也。”
7月2日，那个就职不到十天的内阁总理李经羲化装为运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7月3日，程壁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同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果然不出张国淦所料，他把握机会想领导恢复民国的主流，反对复辟，可惜南京距离北京太远，地理条件上不及天津。他的通电如下：
“国家以人民为主体，经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孝定景皇后禅让于前，优待条例保障于后，共和国体，民已安定。《约法》：谋叛民国者，虽大总统不能免于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议复辟置诸重典之宣言。诚以民生不可复扰，国基不可再摇。处共和国体之下而言帝制，无论何人，即为革命。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所以保民国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鉴此心。乃安徽督军张勋，奉命入京调停时局，忽以大兵围护清宫，逼勒清帝擅行复辟，自称政务总长议政大臣。又捏造大总统与陆巡阅使暨国璋劝进之伪奏，进退百僚，行同儿戏。夫禅让之诏，优待之条，著在史书，传为佳话。今乃一切破坏之，玩国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是谓不义。自民国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国之承认，变更国体，是何等事。今以各国承认之民国，变而成为非国际团体之帝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中外疑怪，骇人听闻，是谓不智。近年国家多故，天灾流行，金融滞塞，商民痛苦，正赖安居乐业，迄可小庥。乃无故称兵，闾阎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祸无穷，是谓不仁。保全元首，拥护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该督军亦电称不得别图拥戴。乃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欺诈同胞，藐视国法，是谓不信。若任横行，不加声讨，彼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干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是用誓扫妖氛，恭行天罚，克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诸公忧国之忱，过于国璋，尚望慨赋同仇，各摅义愤。敢叶肝鬲，伫盼玉音。”
同时，他又拍电给段祺瑞，列举张勋八大罪状，要求和段联名申讨。冯、段遂联名发表了以下的通电：
“国运多厄，张勋造逆，国璋、祺瑞先后分别通电，声罪致讨，想尘清听。逆勋之罪，罄竹难书。服官民国，已历六年，群力构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坏，罪一；置清室于危地，致优待条件中止效力，辜负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师傅，誓死不从，勋胁以威，目无故主，罪三；拥幼冲玩诸股掌，袖发中旨，权逾莽、卓，罪四；与同舟坚约拥护共和，口血未干，卖友自绝，罪五；捏造大总统及国璋等奏折，思以强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辫兵横行京邑，骚扰闾阎，复广募胡匪游痞，授以枪械，满布四门，陷京师于糜烂，罪七；以列强承认之民国，一旦破碎，致友邦愤怒惊疑，群谋干涉，罪八；凡此八罪，最为昭彰，其余稔恶，擢发难数。国璋忝膺重寄，国存与存，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贼巢。凡我同袍，谅同义愤，伫盼云会，迅荡霾阴。国命重光，拜嘉何极！冯国璋、段祺瑞同电。”
由于南京和上海的实力派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浙江督军杨善德也于3日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就在这一天，洪宪帝制祸首杨度也有通电反对复辟。但他的论点与众不同，只反对清室复辟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帝制。
洪宪帝制的另一祸首孙毓筠也有通电反对复辟。
有不少军阀在复辟改变时期，既不表示反对复辟的态度，又不表示赞成复辟的态度。他们力求先看清风向，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例如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在接到北京伪谕的当时，都曾吩咐电局暂勿公开，以免别人问及他的态度时难于置答。张作霖假日“奉天地位特殊不便表示态度”。有人问湖南督军谭延辏У奶龋分换卮鹆恕盎绷礁鲎帧�
另外有一些军阀，没有多加考虑，过早地表示了赞成复辟的态度：7月2日，伪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到清宫叩谢圣恩，并向“当朝宰相”张勋递了一张门生帖子。
复辟消息传到安庆，因为安徽省长倪嗣冲长期住在蚌埠，所以政务厅长秋豫要发电报向蚌埠请示。倪回电叫他即日张贴黄榜，宣布伪谕，悬挂龙旗，改称“大清帝国”，改用“宣统正朔”，并且说本人就到安庆来“接旨谢恩”。7月2日，安庆、芜湖、蚌埠、大通一带龙旗招展，蚌埠出现了“安徽巡抚部院倪”的布告。复辟消息传到福州，福建督军李厚基打电报向溥仪“谢恩”，自称“福建巡抚臣李厚基百拜上言”，随即拨款5000元修建久已辟为市场的“万寿宫”，重刊青石万寿碑，并在东街义昌公司城外云章公司定制大批龙旗。7月3日，福州日本领事到军署来请李表示对复辟问题的态度，李兴致勃勃地说：“中国有采取君主制度的必要，从此老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关于这个问题，徐州会议早经决定，各省督军一致赞成，大事决无不成之理。”就在第二天，日本领事在另一宴会上遇见了他，他又大骂张勋不识时务，本人誓死拥护共和。
7月2日，伪谕授为民政部大臣的直隶省长朱家宝，写了一道“谢恩折”说：“天道无往而不复，人心久乱而思平”。到7月6日，原已附逆的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看见风向不对，为了立功赎罪，就把朱家宝赶走了。
在天津养病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接到伪谕后，除专折“谢恩”外，还派副官长初连甲赶回长春代他宣布接受“吉林巡抚”；同时，解除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兼摄督军，改派镇守使高凤池代理“吉林巡抚”。但是到7月7日，孟又电请郭宗熙继续兼摄督军，并且痛斥初连甲假窃名义，招摇撞骗。
绥远旅长王丕焕在拒绝蒋雁行回任而自立为绥远都统后，曾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他接到伪谕，就“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思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后来因复辟失败得太快，他附逆有据，乃予以撤职处分，并派蔡成勋继任绥远都统。
另一方张勋复辟也给许多失势的人物一个立功的机会，如交通系的梁士诒，在袁世凯称帝前，梁士诒真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洪宪后他就失势，袁死后，他名列帝制余孽，乃南走香港，可是交通系仍有势力，且还有新交通系之说，由曹汝霖领导。梁士诒在香港时，恰遇张勋复辟，他把握着这个机会，立刻致电叶恭绰，要他全力支持段祺瑞讨逆，这正可见梁的善于把握机会。
梁士诒致段祺瑞电云：
“比者张勋叛国，拥戴复辟，天人共愤，举国震惊。此次事变，张勋万死难蔽厥辜，特事前未尝不误于黄陂引狼入室，临事又求庇于外人。苟外人用为奇货。不几如昔年韩王之事乎？黄陂失国，无论现在曾否恢复自由，为民国威信计，万不能任其在日公使馆发命令；否则中华成日本保护国矣。只有依照《约法》，河间暂摄总统职权，公就近指挥诸将出师讨贼，必能迅奏肤功。所虑者不在贼之南下，而特虑其北走。倘张贼于势败时挟废帝出塞，连结蒙王，匀通日本，则民国之忧，正未有艾；清预为布置！仓猝用兵，饷糈必急，已嘱誉虎（叶恭绰）筹助，希接洽！”
梁另有致冯国璋电云：
“张贼叛国，乘机复辟，天人共愤！闻黄陂出亡，国无元首，何以为国？请公依照《约法》即日代行大总统职权，赶速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