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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袁世凯遭监国载沣等皇族亲贵的猜疑被罢官隐居河南，但由于其亲信爪牙的维护，使清政府对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得以东山再起，并进而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他凭借的就是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实力。嗣后，在北洋军阀集团势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历届总统、执政、大元帅、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省长、镇守使等军政大员，多出自这个集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随着欧美日本等国在华投资的增加，它们企图控制中国的贪婪欲望也在不断加强。古老的中华帝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当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这些新的因素，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也必然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它与湘淮军集团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清朝统治层内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军队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最高。清廷也连发上谕，认为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袁世凯遂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开始经营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际，行扩张自己军事政治势力之实。练新军、设巡警、兴学堂、行立宪，这一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事物，无不为袁所利用，被当时朝野视为“新政之首脑”。其政治势力，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还比中国原有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要强大得多。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 ，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1916年以后，这个集团的各个派系，大多有着帝国主义的背景与后台，有的甚至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北洋各派系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所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公开露骨地出卖国家利益；有的双方关系则表现得比较隐蔽。这是由于双方的政治利益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有所不同而决定的。帝国主义各国从其在华侵略利益出发，视其需要，并不是绝对地支持某一派军阀。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1、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2、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 ，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5—138页）。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从维护其所谓“满蒙特殊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的。日本历来把中国东北地区看作它的势力范围，不容欧美各国介入，视张作霖为其在东三省的代理人，对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并不热心支持。日本内阁对奉系的政策曾于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规定：“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