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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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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5月15日,陈树藩率领部队进入西安。5月18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
“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5月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时,就把他在陕西将军三年任内所搜括的几十箱财物带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陈树藩所属的部队劫去,后来由陈树藩亲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陆出境。
国民党领袖之一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
居正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时通电如下:
“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也发表护国军起义讨袁的通电:
“袁贼肆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天明。歌。印。”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形容袁,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5月22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来电,更对他是致命打击。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袁身体素健,平日食量也很大,尤其是喜啖河南烤鸭,每天晚上睡觉前要饮参茸酒一杯。旧中国的士大夫总要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袁也一样,50岁以后见客时就要人搀扶,别人叫他老头子,他则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类的话挂在口头边。民国5年他不过58岁,不应该有骤死的可能,也许他平日过分养尊处优,少于运动,加上妻妾过多,房事消耗,所吃的都是大补大热药品,过分的刺激和打击遂使他一病不起。他害的是什么病,言人人殊,袁死后《政府公报》说是尿毒。当病危时,中西药杂投,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也来奉药。由于袁病倒时,正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先后来电独立,所以大家便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宦和陈树藩,“汤”指汤芗铭,“二陈汤”是中国的药名。
袁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 ,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袁的病开始于5月27日,在此以前袁已心疲力竭,27日发病时,来势很猛,其家属乃急延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但无效果。29日湖南独立,袁左右本不打算让袁知道,可是袁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
6月2日袁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徐于6月5日抵京,立即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40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 ,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原来先一天袁已病势加剧,总统府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病入膏肓,断定已难挽救。到5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朋友或是部下呢?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40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一句话。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则和他的去世而埋葬了。
民国5年6月6日清晨3时,袁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终于和人世永别了。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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