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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焚烧医院，……反革命分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什么都做得出来！〃60年代初中国人就这么看反革命分子，叔叔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生活的逻辑就这么荒谬，叔叔为了顾家念家，反倒落了个无家可归。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北京，婶婶关着房门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出来时却一脸平静，直奔法院申请离婚。因为这是革命行动，法院很快就同意了，并把两个孩子判了给她。婶婶这么做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没人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但谁都知道，她如果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她和孩子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那时她对叔叔有朝一日还能平反已经彻底绝望了。
然而到了1980年，叔叔居然就平了反，清清白白回到北京。他的档案记载的正式结论说1957年的右派是错判，1962年的反革命分子罪名也不成立。一句错判，轻描淡写，可惜党却花了22年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试问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22年？叔叔回到北京后，又和婶婶复了婚。其实那些年中，婶婶从来不曾离开过奶奶家。她不但没有改嫁，还一力带大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社会，人们大概会为她造一座贞洁牌坊，街坊邻里都会为她感到面上有光。现在立牌坊当然谈不到了，但认识叔叔和婶婶的人还是为他们的复婚高兴。
传统上说，中国人一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悲剧总是不大对我们的胃口。所以我愿意这样来结束叔叔婶婶的故事，他们22年历尽艰辛，坚贞不渝，终于苦尽甘来，二人重结连理。小牛和小强跑出来迎接父亲。他们含泪告诉老人这些年他们如何把他的爱深藏心底，终于等到骨肉团聚这一天，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叔叔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婶婶早生的华发，心中涌起爱怜与感激之情。婶婶把叔叔的手紧紧攥住，无声抽泣，涌出的是幸福的泪水。她看到59岁的叔叔满头霜雪，额头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不用说这些年叔叔经历了多少苦楚，她的心同样泛起疼爱的涟漪。自此，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这结局连石人听了也会感动得泪流成河。
可惜神话归神话。现实生活中，叔叔和婶婶复婚后并不那么和谐。也许是长时间的分离已经无法唤起婶婶对叔叔的爱？在这个归来的老人身上婶婶丝毫看不到她记忆中年轻的叔叔的影子。他是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这些年他给她带来多少屈辱！她无法化解，无法宽恕。
另一方面，我怀疑叔叔心中究竟还存留着多少对婶婶的温情，也许他跟她复婚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对婶婶怨艾难消，终究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无异往他伤口上撒盐，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20多年间盐场劳改的蹉跎岁月使他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叔叔对婶婶的爱很可能早在那时就已经彻底绝灭。
他们复婚后争吵不断。丈夫和妻子一个比一个暴躁，两人都像蓄势待发的火山，每时每刻都有岩浆喷薄的危险。孩子们呢，他们其实都已长大。小牛的性子牛一般倔强，这些年他一直拒绝跟父亲划清界线，为此单位里屡屡找他的茬儿，批他，差一点连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他对父亲仍忠心耿耿。其实他对父亲的爱只是一种反抗行为。他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父亲，并将他视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呢？
小强则对父亲充满怨怼。也许他当时太年幼，记不得叔叔曾带我们去逛街和为我们表演武术时我们的惊喜，他所记得的全是他父亲的过失：他小时候受别人欺负，父亲从没在身边保护过他。稍大一点，学校又不让他入团、当红卫兵，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婶婶的离婚于事无补，小强仍被同学叫成狗崽子。再往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他不但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开后门〃的好爸爸，而且父亲的政治问题使他什么好单位都进不了。
他爱父亲如何爱得起来？小强认为老头糊涂一时，害得他半生困顿。即使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无辜，而已发现父亲是爱他的，这认识为时已晚，他的积怨根深蒂固，感情无法听从理智。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这父子俩暴跳如雷，然后家中分成两派，唇枪舌战，旧伤未去又添新痕。奶奶没能活到80年代目睹这一场面，也算幸事。
我不由怀疑起破镜重圆这种说法，美满的重逢怎能用此意向来隐喻？镜子既已破碎，拼凑起来，裂痕仍在，玻璃的边缘锋利如刀，碰一小下都会鲜血淋漓。话虽如此，叔叔和婶婶的二度姻缘仍在维持之中，有朝一日也许他们敌意耗尽，便会冰释前嫌，一家人重新生活在和睦之中。
7 机关大院
1957年我们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临的烦恼，新的环境充满新鲜刺激，也带来种种不惯。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机关大院其实是某某部，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了，大院里的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许跟任何外人提谁谁在这个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父亲的语气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令我兴奋。我为父母骄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们可以跟电影里看到和故事中听到的那些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们知道很多重要机密，却对敌人守口如瓶，哪怕严刑拷打，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有令人不齿的叛徒才会害怕，出卖同志。
但机关大院看上去可不像电影中那么阴森恐怖，既没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迹斑斑。在我记忆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们刚搬进去时，院内还遗留着旧军阀的兵营，它们成了此地沧海桑田的见证。古柳的垂枝梳理着阳光，粉红的玫瑰盛开在低矮的柏树丛中。米色的办公楼很有俄罗斯风格，人们给它们起了别号，诸如飞机楼、马蹄楼等等。这些楼的后面，西山像是梦幻世界中的布景，蓝殷殷的山峦倚着蓝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连成片。二姨告诉我：红花莲蓬白花藕。至于荷叶，二姨拿它代替锅盖熬粥，她熬的粥带了青青的浅绿，清香扑鼻。
虽然大院中风光旖旎，但它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天24小时在此巡逻把守，凡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们常常忘带通行证。这时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或绕到门卫的身后走，有时也能溜进去，一旦被抓住，卫兵就把我们领到岗亭后的传达室，看传达室的老人很和气，他认识所有孩子的父母，我们被发到那里，他便问我们父母近来可好，然后按铃，卫兵也只好让我们进去。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给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哪儿的铁丝网坏了个缺口，或墙头哪个地方可以翻得过去，这类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书。这儿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机关，其中不少高干子弟，有些同学的父母在附近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个学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极少。
那时候大院里的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一种朦胧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远不如后来的干部子弟对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识那么强烈，也许这是因为50年代国人还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记得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被人取笑，她的父亲是位驻外大使。班上的男生们起哄，追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闹到她大哭，拼命否认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师不得不出面把几个男生狠狠叱责了一通，着他们赔礼道歉。
这事只是无聊，另一个女孩遭嘲弄的事则更为令人不安。这个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煤，她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儿很辛苦，冬天早上6点半户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风刮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