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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共产党的笔下是“江山如此多姣”(语出毛泽东《沁园春—雪》),可到了教授的嘴里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简直一无是处。
这样的教学方式当然不能符合军方的要求,于是只好换人。可换来换去,留洋教授的脾气都差不多,几乎没有哪个人能够连续上满三节课,搞到最后,军官学员们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铁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实,大学教授们并非特意和军人过不去,只不过因为这么些年里他们都是这样抨击时事的,已经骂习惯了、一时半会地刹不住车。
抗战期间,云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军政、“民主堡垒”和学生运动。说起来,龙云这个人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执政方略,大学教授高谈阔论、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他都持以宽容和保护的态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专院校也就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除了龙云主席、对其他人统统可以乱骂。
虽然都是骂,但教授们各自的特点却并不一样。
一类是“正统派”,比如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查良钊(金庸的堂兄)、雷海宗之类,他们都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有的还是中央委员或者监委,所以发言的时候经常批评延安、很少指责重庆;另一类则是“自由派”,逮谁骂谁,既骂共党也骂老蒋,其中有钱端升、杨振声、伍启元、华罗庚和冯友兰等等一大帮;专骂执政党的“激进派人物”其实并不多,但号召力却很大,他们主要是抗战期间从香港回来的“民盟”成员,风头最键的要属李公朴和闻一多,每次演讲都是人山人海,挤得会场内外水泄不通。
骂人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政局也确实让人心烦,不仅惹得秀才开骂,就连丘八们也在骂。
在昆明北校场,除了伞兵的“留美预备班”、还驻扎着另外一个训练单位,名称叫做“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顺便说一句,有的文章把他们说成是“第二军官总队”,这不准确,真正的“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应该在四川合川——“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属于陆总昆明司令部,编练处长是何绍周、总队长是盛家兴(后任93军军长,在锦州被俘),所以又被称为“周兴部队”。
当时,社会上有个“五毒”的说法,即所谓“国大代、军官总、青年从、新闻记、伤兵荣”,这“军官总”指的就是军官总队的学员,他们的特色是经常打架闹事,“不上前线打仗,专在后方打人”。
“军官总”的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被撤消编制的部队的军官,二是部队整编时淘汰的军官,再就是因个人原因不能随原部队移防的军官,总之都是些“失业军官”。
过去,国军的惯例是“吃空额”,部队的士兵实数只有编制的一半。抗战胜利后,政府整编军队,把以前的水分挤一挤,结果是当兵的不够数、当官的却有富余,于是就把这些多余的军官集中起来,培训一番、另行分配。
至于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许有可能进入军警系统,而大部分人都必须回老家、参加“返乡军人会”(有点象是现在的“人民武装部”)。可问题是,“返乡会”的薪水只有军队里的一半,按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连自己吃饭都要饿肚子、就更别指望养家了,这个待遇使得失业军官们十分不满:“丧尽天良!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卖命,发财的时候就不要我们了……”
于是乎,在北校场训练基地,蔡智诚他们每天都可以观赏到“骂人表演”。
联大的洋教授在教室里拍桌子大骂:“独裁!专制!”,军官队的土丘八就在操场上叉着腰跳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投八路!”;教授们在屋内声泪俱下:“民主无望,水深火热”,失业军官在外面挥舞拳头:“活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真是好玩极了。
不过,“军官总”虽然能和读书人骂成一堆,却走不到一块。
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开大会,邱清泉第五军的政治部组织了一帮特务军人去捣乱,用对天鸣枪的手段驱散了聚会民众。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学校举行罢课抗议,为了防止第5军再来搞破坏,学生们关闭了校园大门,还组织了纠察队。
西南联大的新校区位于北校场以南,刚好处在训练基地与昆明市区之间。12月1日上午,“第二编练处军官总队”的一伙人准备到昆明城里去玩,经过联大校门的时候,学生纠察队以为这些军官是来捣乱的特务,就趴在门楣顶上骂他们。
这还了得!“军官总”原本就是一帮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着到哪里找岔打架呢,他骂别人还差不多、岂能让别人稀哩糊涂地骂几句。于是,双方就打了起来。
刚开始,“军官总”砸石头、学生们丢砖头,双方势均力敌。可打来打去,不知哪个混蛋二百五掏出几颗手榴弹,一家伙就扔到校园里去了,结果当场炸死三个学生和一个教师、炸伤了十几个——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学生被杀,事情闹大了。昆明城里的校长和老师们全都站了出来,无论是正统派、自由派还是激进派,大家异口同声:“还我学生,还我孩子!”
蒋委员长没有办法,只得命令昆明军方限期破案。
第五军主管军训的赵家镶参谋长(就是在金门炮战中被炸死的那位)跑到北校场来追查凶手,“军官总”又端枪又抬炸药包、堵住大门瞎起哄,差点没把赵参谋长给绑架了。邱清泉没办法,只好找了两个死刑犯冒充“军官总”,还让他们招供说是共产党给了经费什么的……
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几个搞法律的、搞心理学的教授随便问一问,立刻就把那两个家伙问得露了馅,于是,大报小报全都登出号外——假的!假的!——邱清泉一着急,干脆把嫌疑犯提前枪毙了,想来个死无对证。西南联大对此当然不答应,双方闹到最后,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云南省长李宗黄都被撤了职,这件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直到今天,“一二、一血案”的“真相”依然是个争论的话题。在马甲看来,这件事,如果往深里分析,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确实十分复杂;可如果往简单里说,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遇到“军官总”,更加说不清。
被“军官总”这么一折腾,伞兵们也没有办法安安心心学英语了,只好先到巫家坝机场练跳伞。
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的人必须具备“伞兵证章”的资格。当初,蔡智诚只跳过一次伞就上战场了,没有得到那个椭圆型的胸牌,现在,钟汉勋、刘农畯他们这批新调来的军官正在进行训练,蔡智诚也就跟着大家从头学习。
其实,重练一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留美预备班”的器材换了新装备,由原先的T4伞换成了现在的T5伞。
T4和T5都是二战早期的美式降落伞。T4是世界上第一种可以利用伞绳操纵方向的军用降落伞,但它有个明显的缺点:伞包体积太大、分量也太重。T5伞改进了结构和材质,轻巧了许多,但由于它的伞面较小、下降速度比较快,对伞兵的操纵技能和降落动作的要求更高一些。
在“预备班”的学员当中,蔡智诚是跳伞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一周之内就跳了十六次,次次成绩为“优”,顺利地获得了“伞兵证章”。可是,跳完规定动作之后,美国顾问又鼓励大家跳“备份伞”,这不免让伞兵们感到几分恐惧。
T5伞的结构轻巧,伞兵在背负伞包之后、还有余力和空间加装其他装备,因此,T5是世界上第一种能够携带备份伞的军用降落伞。从道理上讲,备份伞是在主伞失效之后的救生设备,但事实上,备份伞的伞面更小、结构更简单、完全依靠手动开伞、抛伞,对操作技能的要求极高,稍有失误就完蛋了。
在当时,包括美国伞兵都是使用强制(挂钩)跳伞方式作战的,可几位美军顾问却认为,利用手动开伞实施空降,可以降低空降高度、更快地进入战场,因此建议大家掌握这个“先进的作战手段”——这理论虽然听起来不错,但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切!进入战场快,死的就更快,老子才不干呢”
鼓励动员的效果不明显,美国教官就决定亲历亲为。他们登上飞机进行示范表演,让中国兵坐在草地上看效果。
C47在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