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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分一厘用于实业建设。这样一来，少数有权有势的官僚借着“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而市场物价却直线飙升，通货膨胀的势头再也难以抑制。
为了这件事，蔡式超多次与何纵炎发生争吵，但始终不见成效。45年10月，蔡经理发现，从9月中旬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里，贵州储汇局的放款金额达到了创记录的120亿法币，而该局在44年全年的存款总量也不过400亿而已，老蔡先生再也按捺不住，当即在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宣布与何家兄弟断绝往来，然后挂印而去、回遵义老宅睡大觉了。
就这样，蔡何两家从此中断了私交。以后，蔡家人留在故乡自食其力，何家则移居到了海外、继续发展和发财。（顺便“八卦”一句。几年前，有位叫温碧霞的香港影星“嫁入豪门”，她的阔丈夫就是何纵炎的孙子）
1945年11月，蔡智诚回到昆明。
这时候，昆明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就在前不久，国军嫡系精锐在杜聿明的指挥下用武力解决了滇军警卫部队，把“云南王”龙云赶下了台。
龙云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十八年来，云南地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行政都由他说了算。抗战时期，不仅中央嫡系不敢招惹龙主席，就连美国人也要对这位土皇帝礼让三分。当地警察不仅敢揍中央军，就连军统特务也敢抓；地方保安团在路上设个关卡，国军过去要收费、美军过来也要交钱，真是在老虎头上拔毛的角色——实在霸道。
于是，抗战刚结束，蒋总裁就对“龙大哥”下了手。他先把滇军的四个军调到越南去受降，然后指派第5军（军长邱清泉）对昆明城里的几个警卫团实施突袭，再把龙云弄上飞机、送到重庆去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从此软禁了起来。
“昆明事变”的总指挥是杜聿明，而杜聿明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昆明岗头村的伞兵总队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伞兵部队的任务是担任总预备队，不过，由于行动进展比较顺利，这支预备队最终没能派上用场。
蔡智诚他们没有赶上“昆明事变”，但大家对事变的后果却有着深刻的印象——昔日趾高气扬的滇军军官如今已变成了落翅的凤凰。国军巡逻队只要遇到云南口音的官员和商人就进行盘问搜查，稍有不顺，抬手就是一巴掌、张嘴就是“老滇票，真混蛋！”
“滇票”是龙云发行的云南货币，原先比法币坚挺，可如今已经宣布取缔，成了一堆废纸——这时的云南人就和他们的纸币一样，不再值钱了。
不过，在1945年11月份的昆明，社会舆论最热闹的话题依然是《双十协定》。这个协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但从内容上看，国共双方一致赞同“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通过“党派平等合作”的途径“建设独立自由和平的新中国”，同意整编军队、削减武装力量……这让许多人对未来的和平充满了希望。
到了11月中旬，《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转载了这篇诗作，一时间，昆明各界文人政客纷纷唱和，有赞扬的、也有反对的。蔡智诚虽然不太懂得诗词，但他也觉得这篇《沁园春》写得很有气势——以往印象中的“流寇首领”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文采，实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可是，一些敏感的人却从这篇诗词里读到了另外一种意味。
《沁园春—雪》所表现出来的桀骜自负和锋芒毕露，显示了毛泽东是一个不愿意屈人之下的政治领袖；而蒋介石，则同样是个权利欲望极强的铁血枭雄，他连自己的副手都要提防、对自己的把兄弟都不肯放过，更惶论与敌对势力握手言和了——当这两个人同时站在政治角逐场上的时候，内战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双十协定》签订之后仅仅一个月，在伞兵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共识：“放弃和平幻想，做好战争准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随后的“整编退役”活动中，陆军突击总队没有削减任何一名军官。
当时，蔡智诚也认为和平的希望十分渺茫。在他看来，达成“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国共两党都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真正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大街上依然还有人努力地呼唤着“和平”、真心地期盼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这些人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生。
在昆明，热衷于“和平民主运动”的学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和工学院，以及云南大学、联大附中和昆华女中，因为这几所学校里“民盟”的教师比较多，经常举办一些讨论会和演讲会。蔡智诚曾经去旁听过几次，发觉他们除了批评和责备、并没有提出什么可行性的意见，所以渐渐地就不再去了。
虽然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但一年多来的经历、特别是在南京时期的所见所闻，已经使蔡智诚明白了政客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他不相信上层官僚会因为几句理想主义的空谈就放弃自身的贪婪，更不相信一纸提纲要领的“双十协定”就可以限制个人私欲的蔓延。蔡智诚认为，只有权力才能够制约权力、只有武装才能够解除武装——可是，怎样的机制才能让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的运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国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他百思不得其解，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这个时期，陆军突击总队的领导层进行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原先的李汉萍司令调走了（后任邱清泉兵团参谋长，于淮海战役中被俘），由“军政部战车兵处”的处长马师恭少将接任伞兵部队的指挥官。
马师恭是黄埔一期生，陕西人，与杜聿明既是同学又是同乡，资格老、面子也大。他一上任就大搞论功行赏，伞兵队许多人的军衔都升了一级，刘农畯中校成了上校，姜键少校升了中校，就连蔡智诚上士也变成了蔡智诚少尉，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刚开始，蔡智诚并不愿意当这个少尉。这倒不是因为他清高，而是由于上级有规定：具有青年军背景的士兵可以申请退伍，而在册军官则必须继续服役。蔡智诚是从青年军207师过来的，如果照旧当上士，他可以回浙江大学接着读书，可一旦成了少尉，他就只能留在军队里了。
让蔡智诚决定继续服役的原因是一张布告。那布告上说，伞兵部队计划挑选一批文化程度高、英语基础好、有培养前途的军官参加“留美预备班”，先在国内集中培训一年，然后送到美国空军学院进修三年——这个消息给了蔡智诚极大的鼓舞。一直以来，他都心存“建设高素质军队”的美好愿望，他觉得，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军校去学习，一定可以在那里找到“使权力和武装得到合理运用”的好办法。
11月份，参谋处宣布了“留美预备班”的大名单，名单上总共有四十多个人，而最终能够到美国军校进修的却只有十六个名额，这意味着预备班的学员有一大半将会被淘汰，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些“预备留学生”中，蔡智诚的资历是最浅的，他的同学中不仅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屡立战功的抗战老兵，还有他的上司刘盛亨分队长，而班上资格最老的学员是总队参谋一科的少校科长，名叫钟汉勋。
钟汉勋是湖南人，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生，他是刚从第五军调来的，与参谋处长刘农畯的关系很好（他俩是老乡），因此，他去美国留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蔡智诚知道，要想在这些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行。
“留美预备班”的校舍设在昆明北校场，也就是先前的青年军207师机炮大队的训练基地。年初的时候，蔡智诚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少尉教员”，年底回来的时候却又成了“少尉学员”，而且这两次的少尉肩章都是崭新的——世事真是难以预料。
选择北校场作为预备班的校舍，是因为这里距离西南联大比较近（联大校址在昆明市西北，今云南师大附近）。
“留美预备班”的基础课程当然应该以英语为主，除了学习语法、锻炼听写、翻译作文之外，还要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和生活习俗。受聘给军官们上课的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知识分子都有股子美国派头，走上讲台、刚解释几个单词就开始批评时弊，从总长骂到乡长、从上将骂到上士，用中文骂了再用英文骂，骂够以后、摔门就走了。
面对着同一个中国，在国民党的眼中是“江山如此多钱”（出门搞“接收”、处处能发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