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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城内的太平军，在李鸿章、程学启说来，有二十万之多，这个虚头很大，但至少也有三、四万人。无奈蛇无头而不行，所以在程学启重兵戒备威胁之下，绝大部分被缴了械，一小部分起而反抗，亦无非白白送命。这样扰攘终宵，到了第二天上午，局势总算称定下来。
而在李鸿章的大营，却起了风波。戈登得到消息，怒不可遏，带了一把手枪去找李鸿章拚命。戈什哈看他手中有枪，面带杀气，赶紧通知李鸿章躲开，戈登咆哮如雷，多少人劝不住。后来又坚持要看郜永宽的遗体，随营的洋务委员无奈，将挂在旗杆上号令示众的郜永宽的脑袋，取了下来，戈登一见，痛哭流涕。当天就拉着他的队伍回昆山了。
还有一个比戈登更伤心的，就是郑国魁。戈登不过当程学启与郜永宽焚香结盟时，签名作证，而郑国魁则是最初搭线招降郜永宽的经手人，他的感觉岂止“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直如亲手杀了朋友，良心上所受的责备，无可言喻。最使他难过的是，还如吃了哑巴亏，有苦难言。戈登可以暴跳如雷，发泄怒气，他却不能像人家那样，大骂李鸿章、程学启无信无义，行同禽兽。这样在哀无所诉的万般委屈之下，唯有涕泣绝食。
＊＊＊到晚来李鸿章与程学启见了面，两个人都是脸无人色，因为这件事到底伤天害理，一想起来惊心动魄，五中不安。
然而一个是帅、一个是将，行动举止，军心所系，不得不强自克制，细商善后。其中李鸿章的处境更苦，因为这出戏的前半段，他是配角，而后半段要“挑大梁”，一方面要奖许程学启，一方面要抚慰郑国魁。一方面要遣散长毛，一方面要应付常胜军。此外内而论功行赏，外而抚辑灾黎，无不是头绪纷繁的繁难之事。这样两天两夜下来，虽不像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须眉皆白，可也是形销骨立了。
＊＊＊当然，也有高兴的地方，第一是光复名城，大功一件，从此薛焕之流，再也无法摇撼他了。第二是太平军聚积甚丰，“八酋骈诛”，财货尽落入淮军手中，李鸿章所得自然独多。据说光是熔化蜡烛台和香炉的锡，就有２０万斤之多。
淮军将领，个个满载，亦不待言。比较文雅却最实惠的是候补知县而为李鸿章管军火的丁日昌，以贱价收买了几万卷善本书。苏州人文荟萃之区，几百年未遭兵燹，旧家所藏宋元精椠，不计其数，武夫所不屑一顾的，大都落入丁日昌手中。
血债无须还而名成利就，李鸿章很快地忘怀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天一夜，精神抖擞地部署着西攻无锡，南攻嘉兴。谁知乐极生悲，麻烦来了！
＊＊＊淮军杀降的消息，由戈登带到上海，洋人大譁，认为常胜军中的西洋军官，不应该再帮助野蛮的淮军，屠杀无辜。同时对戈登颇致讥评，说他的保证毫无价值。英、美、法各国领事，因为淮军此举，违反了万国公法不得杀害俘虏的规定，而且在人道上说，亦不可恕，因而集会商议，是不是应该修正态度，不助清军，改守中立？
会议的决定是，各自呈报驻北京的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交涉，同时由英国提督柏郎向李鸿章提出抗议。这重公案，英国的态度最激烈，这不但因为协守上海及助战淮军，始终是由英国领事及驻华陆海军提督在主持，而且此一消息传到伦敦，已成为在野的自由党攻击执政的保守党的口实，如果没有比较满意的处置结果，可能会引起政潮。
这些情形，李鸿章在事前已有所闻，曾经委托他的“洋员”，也是英国人的马格里，向声明不受节制的戈登苦劝息怒。
疏通尚无结果，柏郎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
“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这话似乎振振有词，然而柏郎亦非弱者，透过他所带的翻译官梅辉立，告诉李鸿章说：“戈登本来就已声明，不愿再受你的节制，也就不会再向你要饷，现在你亦如此说法，那很好，让戈登自由行动好了。”
戈登从苏州回昆山时，带走了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还有一千多从金田起事就“从龙”的“老长毛”，也投在他那里，并有谣传，戈登要从李鸿章手里夺回上海附近各县，交还太平军。这虽是虚声恫吓，但狗急尚且跳墙，如果挤得人家不能下场，则弄假成真，激出常胜军的兵变，亦非意外。
因此，李鸿章见风使舵，这样答说：“听柏提督的话，不是来讲什么理，而是来调停，那就好办了，我们不妨平心静气谈一谈。”
于是李鸿章解释他不能不杀降的原因。首先提出太平军在南汇与常熟的守将吴建瀛、骆国忠为例，这两人投降以后，依旧带兵。是因为他们都肯退出城厢，接受约束，因而保他们当到副将，信用不疑。
“由此可知，我岂是喜欢杀降的人？”李鸿章说，“郜永宽他们八个人，所求太奢，盘踞在苏州城内，俨如对敌，关系太大，不便姑息。当时如果能有别的办法解散二十万不听号令的长毛，我决不出此手段。权衡利害，杀八个人而能保全几十万人，我想这个道理，通天下去评，也是说得过去的。”
“就算这话说得过去，可是总也该听听戈登的意见呀！”
“戈登当时不在苏州。”李鸿章很有急智，硬说假（奇qＩsuu。cＯm書）话，“他回昆山了，来不及跟他商量。”
“苏州到昆山很近，就派人找他去，也很方便。”
“柏提督也是将官，懂兵法的，怎么说外行话？”李鸿章向梅辉立大摇其头，“像这样的事，贵乎当机立断，行事迅速，那有从容筹划的功夫？”
“无论如何，太平军将领的投降，有戈登作证，那么，任何变更盟约的处置，应该取得证人的同意。”柏郎的声音提高了，“英国是文明国家，不容许英国军官有此野蛮的行为。这件事，你的处置错误，应该承认。”
李鸿章不肯认错，但亦不再深辩。照中国官场处事的惯例来说，这就是让步。然而柏郎却不了解，只觉得交涉毫无结果，忿忿然起身而去。临行表示：常胜军今后的动向，要由英国公使跟总理衙门谈判决定，在目前，李鸿章无权指挥。
＊＊＊柏郎的语气中，带着挟制的意味。李鸿章召集幕僚会议，认为可能会有两个麻烦：第一是常胜军擅自行动，或者支持那一千多老长毛攻城略地，纵不能动摇整个战局，至少也会发生牵制的作用，影响无锡、常州的克复；第二是柏郎怂恿英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强硬交涉，朝廷就会降旨谴责。如果发生第一个麻烦，则第二个麻烦也就更大了。
要解除这两个麻烦，一致认为应该釜底抽薪，安抚戈登。
李鸿章接纳了幕友的建议，决定犒赏常胜军７万银圆。并且立即备妥公文，专差递交江海关道黄芳，不拘任何款项，先提７万现洋，立即送到昆山。
除此以外，李鸿章另有一番打算；特地派人将驻扎在无锡城外堰桥的刘铭传找了来，第一句话就说：“省三，你才是我请了来帮忙的。”
这是李鸿章驭下的权术。他自觉一介书生处于赳武夫之间，如果部将合而相谋，纵非性命不保，至少亦会前程不保，所以平时不喜部将过于亲密，而且多少用些离间挑拨的手段，使他们彼此猜忌，难共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