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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理念而言，华伟尊重作品，尊重作者，更尊重作品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原则，始终本着“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的理念，从不对作品作无端删削与扭转，辄有改动，必征求作者意见。此点，对于一个极具鉴赏力与笔下功夫的责任编辑，实属难能可贵。
以实干精神而言，华伟不事空谈，极富负重苦做之心志。《大秦帝国》出版周期长，编辑工作量超大。期间，无论是座谈会议还是应急材料，抑或紧急编辑事务，华伟都是兢兢业业不舍昼夜，甚至拉上出版社的年轻人一起加班。本次全套推出，十一卷500万字全部重新编辑重新装帧，而时间只有短短三四个月。要在2008年3月底前各道程序工序全部走完，以在4月份的第l8届全国书市上全面推出，实在是一件繁重任务。面对艰难，华伟意气风发地笑称，要开始一次“编辑大战”。之后，华伟与美编刘运来等同事立即开始投入此战，周末亦极少休息。每每从电话中听到华伟在编辑室关于种种细节勘定的急迫声音，我都不期然生出一种感慨——如此自觉负重的职业精神与任事意志，何其可贵也！
四
还得说说全套出版与前四部修订的相关事宜。
首先，《大秦帝国》陆续出版发行以来，遇到的读者质询与专业非专业的评论多多。对所有这些评论、褒扬、质询、批评，我都衷心地表示真诚的感谢。人，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面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我无疑是极其“有涯”的。
我，感恩于那个激起我们强烈共鸣的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
我，感恩于所有能够关注与批评《大秦帝国》的读者朋友与专家师长。
本次全套十一卷出版，其中的第五、第六两部，是尚未出版印行的新书；前四部八卷，则是已经发行几年以上的。本次出版全套，并非已完部分与印行部分的简单合成，而是前四部修订本与最后两部新书的完整推出。就实际而言，六部十一卷是一套完整的新书。
本次前四部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具体说明。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错位。
读者质询的人物错位，主要在前三部的几个人物：第一部的荀子墨子，第二部的战国四大公子，第三部的廉颇。除了老墨子是涉嫌太晚，其余人物都是出现太早。这次我做了不同修订，大体是四种处置方式：
其一，甄别史料，依据学说传承确定重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主要是商鞅师承何人？一种史料云：商鞅老师是尸佼，又云是学生。然则，传世的《尸子》全书，除了提出一个“宇宙”词根属创新之外，其政治理念全然是王道主张，与商鞅的纯正法家体系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尸子为商鞅老师，或为商鞅学生，皆无依据，皆不相宜。鉴别之下，此说可能为当时或后世之坊间传闻，不足信。故此，第一部商鞅故事尸子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在第五部魏国灭亡的进展中，有尸子后裔的故事，体现了我的鉴别与推论。
其二，错位人物置换，而思想留存。小说第一部有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论战。这次，荀子被置换了，论战保留了。毕竟，荀子之前的战国社会是酝酿产生性恶论的基础，不可能没有人涉及。
其三，修改人物出场年龄与关系，而不做人物改变。一是第三部中的廉颇，不再一出场便是老将，但廉颇的出场时间并没有改变。二是第二部中的战国四大公子，相对理顺了其与周围人物的关系，但四大公子仍然是第二部的风云人物。在这里，我选择了历史精神的真实，割舍了对散漫史实的刻板追求。
其四，对生卒年代模糊的人物不做变动，老墨子与墨家仍然在第一部体现。墨家以“兼爱”为基础理念的抗暴精神，是中国文明史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以墨家理念审视战国变法，既是艺术典型化的需要，也是历史哲学的需要，更是文明史价值审视的需要。仅仅以墨子“可能”死在此前（墨子生卒年代不详）的可能性考据，而牺牲其在艺术作品中再现的权利，是不可取的。
关于“有没有”的问题。
以历史小说形式展现原生文明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各种各样的“有没有”。小麦有没有？馒头有没有？包子有没有？锅盔有没有？毛笔有没有？绵布（丝绵）有没有？麻布有没有？棉布（棉花）有没有？床铺有没有？桌子椅子有没有？长剑有没有？长兵器有没有？地图有没有？战船有没有？大蒜有没有？小蒜有没有？大葱有没有？石碑有没有？果酒有没有？白酒有没有？苜蓿有没有？马镫有没有？女子冠礼有没有？某个成语有没有？某个词根有没有？某种药材有没有？某种礼仪有没有？某种蔬菜有没有？某条河流有没有？围棋黑白先后规则有没有？民众自由欢呼万岁有没有？等等等等，问题随时随地都可能迎面扑来。举凡日常物事，几乎都牵涉“有没有”问题。写其后时代，当然也有此类问题，但一定是少了许多。
就实说，事物之有没有，尚算相对简单。其中最繁难者，是语言中的词汇词根。先秦语言，是我们民族语言的根基。几乎十之七八的基本语汇，都在那个时代创造了出来。然则，随着漫漫历史，国人反倒陌生了诸多基本语汇的起源，对《大秦帝国》使用的诸多原生语汇，反倒生出一种质疑。譬如奴隶、人民、群众、和平、小康、国家、制度、革命、法官、法律、执一、介绍、身体、不二、大争、春秋、战国，等等等等，都是那时的语汇。
于是，从第四部开始，我对有可能“涉嫌”的主要词根与事物出典，皆作了注解，或借人物之口说明根源。在本次修订中，我对读者们通过各种途径所砸来的“砖头”，都以是否果真有据做出了相对合理的处置。虽然如此，仍然可能有尚未发现的错误，我仍然期待着种种纠错批评。
关于个别历史事件的有无问题。
《大秦帝国》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部是真实的。只有第一部中的六国会盟分秦，是依据历史逻辑推定的。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会盟多多。倡明分秦宗旨的会盟，确实没有史料记载。然则，“六国卑秦，不与会盟，丑莫大焉”是秦孝公的刻骨铭心的仇恨。将秦国排除在外的六国会盟，能说一定不会有分割秦国的预谋？是以，六国会盟分秦不是全然的虚构，本次修订中也没有取缔这一引子事件。
历史文学作品，某种意义上如同推理破案，某种意义上又如化石复原。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结局，是已经尘封且夹杂着诸多“破坏”的作案现场，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为此，就要依据被史料记录下来的种种结局，依据被风干的种种骨骼，推演出活化的历史。活化是什么？就是在逻辑推定的基础上剔出其渗透异物，修补其曾经遭受的破坏，弥补其联结断点，复活其被风干的血肉。譬如，秦始皇没有皇后，秦二世也没有皇后，这是两千余年帝制中的唯一现象。为什么？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隐藏着什么样的冲突与事件？这些，是历史家无法完成的。在发现确证的史料之前，历史学家可以不理睬这个为什么，而只相信这个结论。而历史小说不能，既然有这个重大的“现场遗存”，就必须推演出其联结断点，复活导致这一“遗存”的种种过程，否则不是历史小说。其中，推定事件是必然的。推定得如何，则既有作者的历史想象力，又必须有历史逻辑的根基。
努力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我是自觉的，也是问心无愧的。
面对那样一个神圣的时代，我有义务仔细甄别，我没有权利肆意虚构。
我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也追求历史事实的基本真实。
肆意虚构，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亵渎，是对我们文明圣地的亵渎。
五
最后，再说说两件相关事宜。
关于l996年的前三部文学剧本出版事。
1990年开始，我进入对《大秦帝国》的写作酝酿。当时深感电视历史正剧对民众的普遍影响，遂决意先以电视剧的艺术形式唤起社会对中国原生文明的关注。l993年秋，我开始进入文学剧本的写作，于1997年秋完成了一百三十六集文学剧本的写作，大体计约三百余万字。期间，1996年初，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