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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人各阐发论据，整整说了两日。六博士论证被全数整理出来后，胡毋敬参以自家见解，写成了长长一卷《华夏文字流变考》，这才来到丞相府。
李斯浏览一遍，不禁拍案感喟：“华夏正字居然在秦，天意也！”
列位看官须知，华夏文字历经数千年，至春秋战国经五百余年多头散发，其流变传承已经鲜为人知了。就其本原说，华夏文字产生的根基有两个：一为象形，一为表意：象形与表意的先后，便是后世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所描述的大过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类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依，即谓之字。”宋代学者孙星衍，则对这一大过程概括为：“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象形），而后有字（表意）。”
滤去漫漶神秘的传说色彩，这一历史大过程的真实面目是：
最初，人们基于种种需求，开始有了最简单的直线刻划符号。后来，开始画出某物之形，而使对方能够辨识。这是最初始的象形，实际便是简单图画。远古人们画的物事日渐增多，画法便有了一定的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规则的渐渐普及，对物事的画法也越来越简练，大体具有抽象特质的象形字便出现了，只不过依然带有画的底色。后来，人们在直面交流之外，间接交流的需求日益强烈，许多事情也需要记录下来，于是便有了使象形之画进一步具有表意功能的需求。许慎说这种需求的产生，基于克服“庶业其繁，饰伪萌生”的作假行为，应该也是一种独到评判。于是，到了黄帝时代，象形与表意两种功能都经历了漫长的锤炼，黄帝便下令将这些象形表意之字（画）整理出来，公布出来，以作天下人群写划的共同标准。承担这一使命的，据说是史官仓颉。于是，有了仓颉造字的传说。究其实，没有必要怀疑仓颉造字的历史传说。毕竟，无论文字是如何长期自然形成，每个阶段的质变提升，都必然有统事者的创造劳作。如同目下秦国的文字改制，以及后世任何一次文明改制一样，没有才具出色者的具体劳作，阶段飞升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有了最初的一批文字，华夏文字便以书写刻划材料的不同，而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原因很简单，在不同材料上书写刻划文字，需要不同的工具，书写刻划出来的字形也不尽相同。于是，黄帝之后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
陶文者，刻划于陶器上之文字也。这应当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大禹立国，始有夏代，其时的文字大多刻划在陶器上。当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镌刻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因为，有禹铸九鼎而镌刻九州之图并物产贡赋的说法。然则，这两种有可能的书写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是故，夏代文字之真实面目，到战国末世已经无从确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于龟甲之上，后世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真正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方式已经摆脱了画的特质，而具有横平竖直的文字书写特质。然，甲骨文仍有明显的不足。其一，文字量很少，不足以应对后来的天下需求。后人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三千多个应用字，能辨识者千余字。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应用的文字，大约总量也不会超过五六千字。其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师徒传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其三，因刻划材料的稀缺，刻划技法的专门性，甲骨文主要为王室纪事、占卜之用，很难在普通官署与民众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后期与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铸于青铜器之上，世称金文。西周时期，金文已经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统。其一，金文的文字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基本可以叙述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了。诸多贵族每逢大事，便铸造特定形式的青铜器，将这件大事的来由刻铸在该青铜器之上。后世发现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足见一斑。其二，因青铜器不易损毁，又是可以人工制造之物，每铸可能多件，文字传播便优于甲骨文许多。其三，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比形制古奥的甲骨文易于学习，且已经有了初期的书法风格。其四，在金文蓬勃发展的周代，由于文字已经为相对多的人掌握，其余书写材料也大量出现于普通官署以及国人（非奴隶平民）之中。皮张、丝帛、竹片、木板、石板、石块等等，都可能成为刻划文字的物事。只不过王室贵族的官方书写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铜器，是故称为金文罢了。
史籀文，大体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时，叫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史籀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因后世唐代发掘出十个鼓形的石块，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国君的狩猎状况，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传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后世将史籀文也称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籀文。后世王国维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②”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便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直到战国之世，秦国始终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颁行的史籀文。
然则，自春秋开始，山东诸侯的文字却有了另外一番变化。由于天子威权松弛，由于诸侯自治不断扩大，由于整个天下日渐活跃，由于文字书写材料不断丰富，由于蓬勃的商旅使社会生活日渐丰富，由于战争的逐渐增多，由于人们对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总归是，在中央王室已经无力统筹的情形下，各国的文字都自行其是地发展起来了。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两方面：一则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许多符合实际需求且符合华夏文字特质的新字，使文字表意功能惊人地丰富起来；二则书写形式多样化，书写材料多样化。国与国之间的文字，原本已经有了差异。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书写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字，其间生发的种种流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国的控制。春秋早期，各大诸侯国的文字尚大体遵循着周王室颁行的史籀文规则。然经过五百余年的激荡生发，七大战国的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以至与“言语异声”一样，“文字异形”也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分治表征。
基于上述流变，到了始皇帝推行文字改制之时，与秦国奉行的正统文字相比，山东六国文字的最大特异之处在于两处：一是中原文明长期兴盛，名士学人灿若群星，以至文字量之增加程度远远大于秦国文字；二是书写形式大为简约，体现出极大的书法艺术性与族群地域的个性特质，许多字的写法，几乎已经脱离了象形文字的基本形制。就文字表意的丰富性、文字形制的简约优美性而言，秦国的文字显然是凝滞了一些。
“若以秦文字为准，表意缺憾能否弥补？”
嬴政备细看完了《华夏文字流变考》，又听完了胡毋敬与六博士的禀报，第一句话便不遮不掩直奔要害，“若天下士人文不能表意，秦字岂非遗祸天下哉！”
“陛下毋忧，断无此理。”胡毋敬慷慨道，“六国新造文字而秦国文字所无者，勘字署业已一一列出，全部补入秦文字。经勘字署反复计数勘合，七国文字情形是：魏国常用字两千一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六千一百余个；赵国常用字一千三百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一千三百余个；韩国常用字两千一百六十余个，总共有字两万三千九百余个；燕国常用字一千八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