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对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国，是只有政治影响力，而毫无军事威慑力的。420年，南朝宋武帝刘裕策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438年，倭王珍遣使来贡，表达了他的不满，希望刘宋封他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如果刘宋答应其请求，无疑是承认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合法统治权。宋文帝并不是傻瓜，他只同意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
“都督六国诸军事”的称号，直到451年，倭王济才终于搞到了手。不过刘宋文帝从中删除了朝贡国百济，换上“加罗”地方。南朝希望利用倭和百济，来牵制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因此倭五王前后十三次遣使朝贡，最终倭王武的爵位在梁武帝时被晋升为“征东将军”，已在百济王之上。
这些向中国称臣之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上当然不愿记录，而只愿意把征服任那地区涂抹上种种绚丽的神话色彩。据说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叫息长带比卖，她自称有神灵附体，怂恿天皇进攻“西边的国家”。然而仲哀天皇向西一望，只见茫茫大海，不见陆地，恼怒地反问道：“你一定是位说谎的神吧。”
传说因为不遵神旨，仲哀天皇立刻停止了呼吸，于是息长带比卖皇后在重臣建内宿祢的支持下，不顾身怀有孕，亲自统兵渡海进攻朝鲜半岛。这位皇后后来即被称为“神功皇后”，关于神功皇后征服三韩〔新罗、百济、任那〕的故事，大都是毫无根据的自欺欺人的憶语。
神功皇后从朝鲜半岛归来时，忍熊王和香坂王发动叛乱，被难波根子建振熊命和建内宿弥讨平。某些学者认为，这其实并非一场内战，而是日本列岛上的国家纷争，当时大和王朝还并没有统一日本，忍熊王和香坂王，甚至建内宿弥都不是大和的臣子，而是他国的国君。
从五世纪后半叶起，大和王朝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势力急速衰退。475年，高句丽攻陷百济都城汉城，百济王国迁都熊津。512年，百济请割任那四县，大和王朝被迫应允。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就在此种背景下，日本历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大化改新”和“白村江水战”。
三神器之谜
日本皇室世传“三神器”，据说是天孙下界时，天照大神赐予他的至宝，即草薙剑〔一名“天丛云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简称“剑、镜、玺”。这三种神器，两千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为民众所膜拜，而究其实质，其实却并不神秘。
大约在中国的汉代（日本弥生时代），从三韩渡海泊来的农耕、冶炼、建筑、畜牧等技术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已经进入成熟期，日本开始形成许多以大宗族为主体的、以宗族中的贵族为首脑的种落国家，国家观念的形成使得战争意义从部族间的仇杀进化到了以统一为目的的兼并战争。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为了争取到强有力的支援，许多靠近西海岸的国家承认了汉朝对日本的合法统治，并派出使节万里迢迢的渡海赴中国纳贡。
渡过波涛汹涌的海洋，千里迢迢跑来中国，汉朝皇帝不好意思让使节们空手而还，自然要赏赐其首领一些价格低廉的土特产，其中便包括坚硬度超过铜兵器的铁剑（这时候的日本还处于青铜时代，一柄铁剑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至宝）以及可以照出人影的铜镜（这“汉镜”正是汉帝国文化的代表物之一）。两种不起眼的小物事一出口到了日本可就身价百倍，成为贵族权利的代表，手中有了铁剑和铜镜的贵族们便可以得意洋洋的自称：“俺得到汉皇的册封咧！不信？你看，这铁剑和铜镜就是汉皇赐俺的信物！”没有铁剑和铜镜的贵族眼红得要喷出火来，于是也学样，弄套铁剑和铜镜来装装幌子，久而久之，铁剑和铜镜便成为了权利的象征。现在发掘到的弥生时代大贵族坟墓中，大都可以见到这两种舶来品。
既然铁剑和铜镜成为了权利的象征，某些被认为有神奇来历者便被当作本宗族的圣物，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后来，由于神道的普及，许多种落国家成为神权和俗权并重的宗教国家，于是，国主为了宣扬“王权天授”的思想，便将用于宗教祭祀的祀器曲玉也列为了王权代表物。于是，右手执剑、左手持镜、胸前垂玺〔曲玉〕的王者形象便流行了开来。直到大和王朝统一日本，继续沿习了以剑、镜、玺为王者代表的习俗，并将之发扬光大，制造相关的花边新闻及旧闻、繁杂的传代交接仪式，使得剑、镜、玺终于成为了正统皇室独一无二的象征，流传直到今日。
不过，上古时代流传的草薙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真品〔如果确有真品的话〕，以及制造于各个时代的诸多赝品，早已由于战争、天灾、迁涉、盗窃而丢得不知去向，现在所流传下来，并一直在天皇继位仪式上郑重使用的，不过是依照仿制品而仿制的仿制品的仿制品罢了。
●部民、氏姓制度
日本民族蓬勃发展，甚至有余力发动对外侵略，建立任那殖民地的时期，朝鲜半岛三国鼎立，中国也正处于南北朝乱世，因此就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涌入日本，既有被掳去的战俘，也有主动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汉人〔中国人〕、新罗人、高丽人〔高句丽人〕和韩人〔任那人〕、百济人，等等，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倭国的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完善化。
就在这种背景下，四世纪前后出现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谓部民，是指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身份介乎于农奴和奴隶之间。他们或者集体在皇室和贵族的田庄中劳作，或者定期前往皇室和贵族的家庭中、工房中从事生产和服务工作。部民最初的来源是奴隶、战俘、移民和罪犯，后来相当多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氏姓制度。中国古代以姓代表血缘，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则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公社，两级分化后，其首领即被称为氏上，对内主持对氏神的祭祀，裁决氏族内部纷争，对外则代表氏族与其它氏族或朝廷接触。姓原本是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逐渐成为大和王朝赏赐给氏上以区别其尊卑高下的一种称号。比如天皇的后裔往往赐姓臣、君，很多传统氏上赐姓连，中国或朝鲜移民的氏上赐姓主、史，其它的还有别、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最尊贵的姓是臣和连，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称大臣和大连。
日本人现在的所谓姓，其实应该写作“苗字”，除明治维新后新造的或附会的苗字外，主要来源是古代和中世纪为区别同姓异流而另起的称谓，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从五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分久必合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朝鲜半岛也因新罗的崛起，即将摆脱三国鼎立的局面，倭国在半岛的殖民势力日渐萎缩。大和王朝还想挽狂澜于既倒，不停地渡海派发援军，但其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地方贵族和百姓此起彼伏的反抗。479年，500名虾夷族士兵在西部发动叛乱。527年，筑紫国造〔国即郡，造即郡长官〕盘井掀起反旗，又占据“火、丰两国”，叛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到了六世纪中叶，部民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崩溃，许多贵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缴纳贡赋的农奴和小生产者。这就引发了大和朝廷中两种思潮的强烈斗争，即是因应这种社会形势进行改革，还是维持旧有的生产关系。前者以苏我氏为领袖，后者的代表家族则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的斗争
社会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苏我氏希望利用从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思想，构建新的宗教体系，以压制地方贵族势力，完成因应社会需要的中央集权。苏我氏本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苏我满智宿弥据说曾统辖过东汉、西文、秦等氏族——从这些氏族名称便可得知，他们大多源自于大陆移民。
与苏我氏相敌对，物部氏坚持倭国原有的纷繁复杂的氏神信仰，反对崇尚佛教。552年〔一说538年〕十月，百济的圣明王向大和国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在此佛像是否应由大和国王供奉的问题上，苏我、物部两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大和国王为钦明大王，苏我氏的首脑为大臣苏我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