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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人事处的同志有意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别人发言时我心里默默地揣摩行长的好恶，以及别人发言的经验教训。因此轮到我发言时，我用了不高不低、不卑不亢的调子，扬长避短地介绍自己，话也不罗嗦，行长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我看见赵助理在向我使眼色，知道自己该给行长留下印象了，就打开了自己的那两幅画作。听了几十个人内容雷同的发言而感到有些倦殆的行长一看，来了点精神，说：“喔，画的不错。”接着，又问了我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那天面试结束我临走时，赵助理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表现不错。
没过几天，我就得到消息，人家已经决定录用我了。刚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和母亲欣喜若狂，没想到竟然如此顺利。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就这样，我在报到之后被分到了A支行。
辅导员背后使坏的事情，当时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后来我调到人事处以后，已经成为同事好友的段科长跟我谈了这件事。并告诉我，当初决定让我到人事处实习，就是因为对我不放心，先弄到身边观察一下这小伙子是不是真如那个辅导员所说那般顽劣。反正如果发现人不好，那么没报到之前是可以退回学校的。结果，我反而给大家留下了厚道、勤奋、塌实的好印象，因祸得福。
那个工农兵辅导员虽然害我未遂愿，但是害了班上其他几个既没门子、又不愿意听从他的差遣的学生。班上有一个男生人特别老实，但就是成绩不好，没拿到学位证书。当时金融部门俏，这位同学自然挤不进去；而到大学里当老师则是最差的选择，那个同学就巴望着能够留在武汉一所学校里任教。一天武汉工业大学来学校挑人，跟那位同学谈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挺老实，就打算收他的毕业生推荐表。谁知道这个辅导员却在旁边补充了一句：他没有拿到学位证。就这么一句话，人家就不要了。这个同学回来后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也回天乏术，最后被广东湛江一所中专挑去了。对于这位辅导员的所作所为，我直到现在还都不明白：人心为什么可以这么坏？
那些帮助我的文处长、赵助理、段科长，跟我都是素昧平生。然而他们却对我这个外地来的、无根无基的穷学生能够如此帮忙，真是我三生有幸。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说在我一生所得到的恩情中，父母养育之恩是第一，那么他们的知遇之恩就是第二。为此，我一生一世都感激他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二、A支行
母亲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来了以后，才放心地回家去了。临走，她还专门到位于汉口岱家山的福利院里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过，祖母在我母亲当年落难、嫁给我父亲以后落井下石，残忍地虐待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但是我母亲却以德抱怨，给她买了很多礼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鸡、饼干、罐头等等。祖母因为心肠太坏，几个子女谁都不去看望她，此时我母亲去了，又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只一会儿祖母就故态复萌，指挥我母亲为她干这干那，甚至连厕所都不去了，要我母亲为她倒便盆。其时，我母亲和她相比，早已经由弱变强，但母亲依然满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当时母亲心想，祖母这个人虽然坏，但毕竟是个老人，晚辈的义务该尽还是要尽的。临走，母亲又给祖母留了几百块钱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处报到以后，就分配到了A支行。分配时人事处还是照顾了我，A支行是G银行系统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当然，那时的几个国有大银行都在搞粗放经营，不讲盈利只讲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银行在经营中盈利，而是存款多，个人收入高。这也是当时中国金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怪现象，各个银行总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来论英雄，而不是以亏损还是盈利比高低。在这个大环境的决定下，所有的银行都拼命抓存款，特别到了年底更是为了存款余额不择手段，甚至是以答应放贷款为条件，求得客户在年底那几天弄点资金过过账。因此，那时的几大国有银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过完元旦就马上垮了下来。中国国有银行的呆账比例奇高，与这种只顾存款规模、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经营方式有很大关系。
我到A支行报到后，单位分给我一个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汉口三阳北路（「注」现更名为澳门路），对面那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一室半一厅，建筑面积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个单身汉。那个厅被隔成了一个房间，里面堆放着一位已经结婚搬走的职工留下的一些家当，平时都锁着。当时，我和另外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个大点的房间里，还有一个资格老一点的职工自己住那个小一点的单间。
集体宿舍位于顶楼，楼上也没有坡屋顶隔热层。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度，到处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里没有空调。以往上大学时，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终没有感觉到武汉的炎热，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火炉”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从家里（「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汉来看我，因为天气太热，白天我们俩就坐在窗户旁，买了一瓶医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挥发来散热。宿舍里也没有电视，自己也买不起，于是我从学校带来的小收录机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每天听听苏联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广播。别看那个宿舍面积小，结构也不怎么样，但我和女友当时谈将来的生活时，总是说，唉，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心满意足了。
当时和我住A支行集体宿舍的有大约七、八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产信贷科当临柜人员，每天和支票、印鉴打交道，科里的同事都对我还不错。那时银行还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态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这个人待人比较和气，跟那些客户打交道时总是轻言细语、面带微笑，那些客户都对我挺满意的。其中有一个福建土木建设公司的老财务人员，在我调走两年以后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我，还夸我这个小伙子和气、耐心。那时科里每个月都要向客户发回单，回单柜因为以前经过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乱不堪了，开回单柜的时候需要一个一个地试钥匙。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万分头痛。
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一个见习生，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只有三百七十七块六毛六分钱。一九九五年的时候物价已经颇贵，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但当时想自己已经参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开口要钱，因此就只好节衣缩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再自己买点辣椒就着吃；晚上食堂不做饭，我就买了些挂面，自己在宿舍里用电炉子煮青菜挂面吃。当时正值盛夏，我也没有钱买个电扇和凉鞋，只好每天穿着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楼顶上。抽烟也从在学校里三块八一盒的“HOPE”牌，降到了一块钱一包的“画苑”牌。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就用手头不多的一点钱买了礼物去看望原来的系主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