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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同志们！我们今天抓获了一个私自贩卖香烟的违法犯罪分子，查获了一批高档香烟红塔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决定当场以每条三十元的价格把这批香烟处理给旅客，欢迎大家购买。”话音未落，就有一个人高喊：“我买五条！”我一看这个阵势，断定这帮人肯定是骗子，《铁道法》中哪有这种规定？玩这种骗术的人，都是和列车员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车员的亲朋好友，就是要给列车员回扣。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铁路。当时的二八六次列车，有很多列车员、乘警从事卧铺铺位倒卖工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铁路免票逐渐管严了，我就用学生证买半票回家。而且那时也不再喜欢挤硬座了，总是想弄个卧铺睡一觉。按照铁路规定，学生半票是硬座，想坐卧铺只有上车以后再去补卧铺票。然而由于乘务员倒卖卧铺，到列车长办公席通过正规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车员或者乘警，这样钱就直接流进他们的腰包了。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这其中的奥妙，就找到一个乘警，跟他说我想弄个卧铺。那个乘警姓李，约莫四十岁年纪，就让我在餐车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出来领我进了卧铺车厢，跟那个列车员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没有给我票。那个卧铺车厢还有很多空铺，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了一会儿，李乘警就叫我到车厢接口处一下。我知道这是来要钱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规”给了他三十块钱。李乘警接过三张十元的钞票，数了数，冲我一笑，说：“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失业大潮席卷中国。一些铁路工人的家属，或者是下岗的铁路工人为了谋生，就批发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车上卖。而列车上本身也设有售货车，这样双方经常因为抢生意而产生矛盾。到了后来，那些下岗工人和家属就不被允许上火车卖东西了。但是，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就冒着风险装成旅客，把货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车厢里没有乘务员，就赶紧偷着卖一点。列车员和乘警抓到这样的人，有的是打一顿，有的是连货带钱洗劫一空，还有的是抓住这些人干诸如扫厕所、扫垃圾之类的脏活。除了来自车乘人员的威胁，这些卖货的之间还互相划分地盘，谁要是越界就要招徕殴打。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曾多次在列车上遇见这类情况。看到同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之间人们也这样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难过。
一九九二年我父亲到商丘办理完退休手续，就坐火车从商丘经由郑州回山西。那时火车上人特别多，人挤人。好在父亲那时身体还健康，商丘到郑州也不算远，就一路站到郑州。到开封车站，车厢里上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扶着一个更老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全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听了他的解释，我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但那瓶子里的水却实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节我在石家庄转车，候车时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大概是中尉军衔。当时我闲着无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邮册欣赏刚买的一些苏联和东欧的邮票。恰好那个解放军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把他的邮票拿出来。我们俩互相欣赏了对方的邮票，又交换了几张，彼此留下了通讯地址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我们还互相通了一阵子信，那个解放军还到我们学校找了我一次，送给我几张邮票；而我则送给他一本书，还请他吃了一顿牛肉面。如今，我和那个解放军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我上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全国经济过热，各地都在不顾实际地盲目上马开发区。我乘火车路过山西省寿阳县境内的时候，也在一个荒凉的黄土梁子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来投资！”我当时就挺纳闷，谁会来这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棵树都不长的荒郊野岭投资，真不知道当地的父母官们是怎么想的？后来几年每次来来往往，我都会看到这个孤零零日渐破败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又路过这里时，却发现招牌已经不在了。四周依旧是荒山野岭，连棵树也没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五、母子情深
苏联解体，外公去世，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加上与初恋情人的关系结束，使得我心情格外抑郁。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因为英语没有在大学二年级通过四级考试，而被从国际金融专业分流到了非涉外专业。虽然过去以后看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自尊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段时间，我抑郁寡欢，形如枯槁，面若死灰，体重也锐减了十多斤。
恰在这时，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罗斯发生了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随后撤消了我心目中的圣地——列宁墓的“一号哨位”。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此极为悲愤，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有一次梦到我来到红场的列宁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直到在哭泣中醒来。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我的精神濒于崩溃。一次，几个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就请我一起到外面餐馆里吃饭。本来我是滴酒不沾的，但那时心情抑郁，就借酒消愁。喝着喝着，想起世界仿佛在专门与我作对，以前我所拥有的，亲人，爱情，事业，精神祖国，全都被一个个夺去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那几个同学都是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姓唐，一个姓魏，一个姓姚，三个人轮番劝我，但别人的劝告又能如何呢？
终于，长期的抑郁导致我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连续昏厥了三次。先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意识就不存在了，醒来时人已经倒在地上，这就是我对昏厥的体会。其中最后一次，我在一个夜晚昏倒后一头撞到墙角，在左眉梢撞出了一个二、三厘米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朋友们见状，赶紧骑自行车将我送到学校附近的省人民医院急诊，缝了好几针。当时医生见到这个情况，就怀疑我有癫痫，做了好多检查，但最后还是排除了。至今，我的左眉梢还有一条淡淡的竖着的疤痕。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跟我一起到太谷玩了几天。回来后，在给我母亲写信时，将我被分流到非涉外专业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本来我还一直瞒着他们，但我父母知道此事以后，从尊重我的自尊心出发，没有在来信中追问这件事，只是勉励我好好学习。我昏倒几次之后，在给他们写信时无意中附带提了一句我昏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