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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我们的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乘着夜幕分头行动，把这些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们就都看到了。
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乱者四应”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孙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孙见面。小孙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还有两千块钱。谁知这个人拿了钱也不办事，竟然说姐姐的档案现在省教委，要我母亲自己去跑。
为了子女的前途，母亲立即来到山西省教委办公大楼前。当时正好是高考阅卷期间，省教委大楼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备森严。母亲鼓起勇气，径直闯了进去，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母亲向武警战士说明来意，武警战士向里面通报了以后，人家请母亲进去谈。母亲本以为这么大的衙门肯定不好进，结果竟然如此顺利。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母亲的来意，立刻给母亲让座倒水，还直感叹母亲对孩子这样尽责，顺畅地办了手续，这才把档案拿出来。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孙家里。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孙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孙的礼物。由于廊坊归河北省管辖，所以小孙告诉我母亲还有个手续要到石家庄去办。我母亲一听，立刻就站起来说，好，我现在就走。小孙一看，顿时感叹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于是自己都帮我母亲到石家庄跑了一趟腿，算是顺利地给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当时最好的金融部门。
姐姐上班后，当时收入算不错的。母亲和父亲并没有因此喘口气，继续没日没夜地干活。母亲这人敬业，在花灯的品种上不断动脑子推陈出新。她做花灯，不是简单地把钱赚到就算了，而是想让人家觉得钱花得值，不后悔。为了这个目的，母亲和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校对花灯各个部分的比例，哪里大一点，哪里小一点，怎样才最好看。花灯这种东西制作全靠手工，每试制一次就要从裁铁丝、焊灯、糊灯把整个过程全都搞一遍。在一个新品种投入生产之前，往往要试制十几次，多的甚至几十次。父亲是急脾气，被翻来覆去的试制弄得很烦，有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干了，但歇一会儿、抽根烟，就又趴在点焊机干了起来。当时，我在学校里也经常琢磨一些花灯的款式，画好以后给家里寄去，销路都还不错。
正因为如此下工夫，我们家的花灯在色泽、款式、质量上都是整个太原市场上最好的。当时，仅仅钟楼街一带做花灯卖的本地厂家就有七、八家，竞争很激烈。此外，还有大批来自河北的农民。河北的农民实际上并不会做花灯，只是看了我们的花灯以后，也想挣这个钱，就模仿着用铁丝随便焊成一个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龙绸，再在尼龙绸面上贴几幅从旧挂历上剪下来的美人图，就算做成花灯了。这种劣质品歪歪斜斜的，但价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灯只有我们家售价的三分之一。由于是用糨糊粘的，经常人家还没买灯就先烂了。一九九三年春节花灯卖的好，河北农民闻讯，就一窝蜂地做花灯，到一九九四年春节全都涌到太原市场上来。即便是卖的如此便宜，河北农民的灯依旧卖不动。有一个买灯的人，逛街时先没看到我们家的花灯，图河北农民的灯便宜就买了。等走到我们家摊子前面，看看我们家精致的花灯，再看看自己手里刚买的七扭八歪的劣质产品，后悔不迭，就把它丢在地上跺得稀烂，再买我们家的灯。
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节我母亲在钟楼街西口和别人合租了一间小商店，大约有二十平米左右。从此，我们算是从站在大街上卖灯笼的辛苦中解脱了出来。那个商店字号是“鼎盛商店”，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我只见过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给一个叫孙大鹏的人，孙大鹏就再把商店转租出去，自己当“二老板”，吃租金过日子。孙大鹏是个游手好闲的社会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将桌上度过，后来还染上了毒瘾。孙大鹏的老婆长得很漂亮，但嫁给这么个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们家因为孙大鹏贪赌弄得家徒四壁，两口子经常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几次哭着找我母亲诉苦。
当时鼎盛商店里还有一个租户，叫马葵，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孙大鹏是老相识，模样粗壮凶恶。马葵做的买卖是卖“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其实是坑人的。马葵的所谓“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都是从广州进的便宜货，四五块钱一米。马葵进回来货以后，弄几个射灯一照，那些链子就显得金光璀璨起来。马葵在自己柜台上贴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项链”的大字招牌，在这几个字下面则写了两个大字“二元”，后面则跟着蝇头大的三个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