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靠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的。因此，为了交通顺畅，钟楼街自早晨七点就不许汽车通行了。我们家的灯笼，全要靠租太谷跑太原的营运面包车运输，每天早晨必须在六点半之前到达钟楼街卸货，否则警察抓住要罚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车要开上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再此之前还要装车。花灯这东西比较娇贵，碰不得挤不得压不得，为了节约运费还要尽量多装，因此每天我们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来装货。
山西地处北方黄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气温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家到太原卖货时，一般都是我和母亲两人一起去，姐姐和父亲看家装车。那时也没有电话，有时候需要取什么零部件，都要专门跑一趟。头天晚上坐火车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四点跟着送货的车到太原。有几次我坐在车上，虽然非常困，但车里温度实在太低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车卸货以后，我冻得双脸发麻，光会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母亲比我还要辛苦，这样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饭。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山西特别冷，最低气温总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们租的小白楼商场是早晨八点半开门，因此从卸货到开门中间的一个半小时，成了我们最难捱的时间。又冷、又饿、又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片刻不能离开货物：一怕犯法的盗贼偷，二怕执法的城管夺。寒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同刀割。我母亲心疼我，总是让我到背风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当时我已经懂得心疼母亲，就跟她换着班去背风的地方站。
卖灯笼时需要把灯笼挂到户外人们才能看到，因此这就成了城管敲诈的一个理由。中国的城管真是一个怪胎，无孔不入、无所不至，见了多可怜的人都要去敲诈勒索。就我们卖灯笼这种小买卖，也要给他们买烟、塞钱，才能得以干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执法，我们家刚从车上卸了货，小白楼商场又没开门，那帮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没收我们的货物不可。好在母亲这个人善于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话也说的好听，塞了点钱以后，那帮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过，太原这个地方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卖灯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为了省钱，我和母亲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社，里面自然没条件洗头洗澡，只好就那么脏着。平时吃饭，就随便在街上吃点凉皮或者泡方便面对付。有一天，姐姐来替我，晚上收了摊，母亲一看今天卖了两千多块，挺高兴，就说咱们吃点好的吧。于是她俩来到一家“加州牛肉面大王”，想吃点牛肉面。可人家门童一看母女俩蓬头垢面的以为是叫花子，就说已经关门了，不让进。其实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们理论的时候，饭店里依旧人来人往的。不过母亲也没跟他们争吵，扭头领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面去了。
不过，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把我们那个柜台布置得琳琅满目、姹紫嫣红，招徕了很多顾客。其中有一个古交来的煤炭老板，到了我们的摊子前面，这种要两个，那种要一对，一个人就买走一千五百多块钱的货，连价都不还，还直夸我们家的货好。最后一结帐，那年我们一共卖了八千块钱的货。元宵节卖完灯笼回家数钱时，一家人把从一块两块到一百元的钞票都摊在床上按面额分类，铺了好大一片。最后我算完账，报出“八千”这个数字时，全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一、罢餐事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义逐渐兴盛起来。假如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每日谈论的都是理想，那么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更喜欢钱。那时的大学校园内每到周末，就会有不少豪华的轿车停在女生楼门口。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们出去过夜的、大款们的车。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则出去卖淫。刚进学校时，我们山西老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女老乡。那个女生长得在我看来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错。当时她还显得比较有才华，学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她写的一些稿子。后来学校搞时装表演队，她还成为模特儿。上大学头一年我们还挺热乎，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后来渐渐地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开会时听到老师传达她被开除的处分。原来，本来家庭条件还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几年，看着到处的诱惑，大概渐渐地感觉到钱不够用了，就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宾馆里做起了皮肉生意，结果在卖淫时被公安局“扫黄”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全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是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于是，在一次系团委会议上，我们俩就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校团委副书记（「注」校团委副书记是学校政工人员）反映了。可那个副书记一听，却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正经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十分气愤，心想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说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