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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在这场风暴中似乎显得岿然不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时候，罗马尼亚召开了罗共十四大。那一次大会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现非常强硬，而且会议代表起立欢呼四十多次，仿佛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坚若磐石。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也大放罗马尼亚电影，例如什么《沸腾的生活》等等。然而仅仅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就表现出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对罗马尼亚出现的这些事件，是中国电视、广播、报纸起初是只字不提。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明白无误地宣称为“喉舌”，要当仁不让地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这么一则新闻：“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而当我的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
按照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枪决齐奥塞斯库应当让我非常高兴才对。然而，我只是在当时兴奋了一下子，很快就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虽然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八、辍学的半年
本来我在文科班的成绩算个中等，无奈我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沉迷于初恋，情绪波动剧烈；二是过分关注政治。人们常说：男人有两个最爱，一是女人，二是政治，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得一点也不错。由于这两个“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
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此时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又不甚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叛逆情绪，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实际上，这种对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错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对自己会好过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条真理。可惜，我当时就没有领悟到。
见我已经是这样了，母亲也觉得此时硬逼着我上学也没有用。于是，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在家里辍学半年。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块的工资，光寄给祖母的生活费就要六十块。坐吃山空，家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不禁心里又着急起来，琢磨着想办法挣点钱。但是那时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买卖的人已经遍地都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中国的烟草业是实行专卖制度的。由于香烟需求量大，国家就垄断了香烟的流通和价格，从中收取高额税收，而民间私贩香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工人阶级不管这一套，心想凭什么许你当官的贪污受贿，就不许我老百姓偷税漏税？于是，铁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Z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十条二十条“良友”牌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我和母亲到了商丘，受到了父亲当年工友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工人来教母亲该如何躲避缉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销货渠道。母亲在那里转了几天，心里总是觉得这种买卖风险大，不塌实，只买了二十条“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良友”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没经验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商店本身就是铁路缉私警的一个侦察点，这一问等于是自投罗网。
铁路缉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就到了人家的地盘。刚开车十分钟就找到我们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没收货物，还要我们跟他到铁路派出所去。母亲见状，就自己拖住那个缉私警，悄悄对我说，等到火车一停你就带着自己手上的烟翻窗户跑，有什么事情我扛着。等火车到了东阳火车站�